八十年代的光荣和愤懑——八十年代的诗歌运动
Adrew
八十年代浪漫而美好,令人怀想。第三代及其相关的一切,构成了我们青春的全部。我们的光荣和我们的愤懑,以及我对生活的向往,我们的爱和最疼痛的跌落,都与第三代密切相关。我们见证了那个伟大的时代,对它浪漫而明亮的空气十分熟悉。它是我们这个时代在大变动前夕的短暂间隙里最早透出的一缕强光,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希望。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公平的,人人都相信,即将到来的时代属于社会全体,它不会特别亏待谁,也不准备特别优待谁,会公平地对待它的每一个成员;如果一定要有所偏向的话,很可能是要偏向自己。人人都以为即将到来的是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气氛温馨而友好,然而这一切都只是表相,且转瞬即逝;中国历史上一次最深刻、最剧烈的社会变动即将到来,这次变动事实上不亚于一次改朝换代。这是诗人刘诚回忆,八十年代带给他的刻骨铭心的记忆。
八十年代,中国的文艺“黄金年代”,那也是一个脆弱、敏感的年代。诗人用十年时间吸纳足够的养分,开始厚积薄发。八十年代,《今天》的中坚分子创作频率很高,芒克陆续出版了个人诗集,其中《阳光中的向日葵》、《没有时间的时间》、《今天是哪一天》等诗歌被当时的大学生相互传抄。同时期,北岛、顾城等人的经典作品陆续问世,诗人在学生里的声望越来越高,加上对曼德尔斯塔姆、狄伦·托马斯、帕斯捷尔纳克等国外诗人的认识,能成为一个诗人,是八十年代孩子公开的理想。
没有围墙的玉渊潭公园里,黄锐画了一幅画绷在两棵树之间当背景,一个叫陈凯歌的年轻大学生站在土坡上,风很大,下面听众有四五百人,还有外国记者在拍照,最外圈是警察。北岛示意听众安静下来,可是没有奏效,芒克站起来,用眼光扫一遍观众,下面就安静了。然后陈凯歌激动地朗诵了食指的《相信未来》,北岛的《回答》。八十年代,人们对诗歌的介入,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当时常见一种现象,今天已在社会上经灭绝了,那就是诗歌朗诵聚会。全国各地都有属于诗歌爱好者的朗诵地盘,在北京,诗人们喜欢紫竹院和玉渊潭,有几次朗诵会听众来了上千人。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各地数以千万计的中学生诗歌爱好者揭竿而起,遥相呼应,在中国校园内外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中学生校园诗歌运动。这些中国当代诗坛的少年先锋队员们高举着一面鲜红的中学生校园诗大旗,创作诗歌、组织社团、创办报刊、印发诗集,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写下了灿烂、辉煌的篇章,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八十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运动现象。
80年,《今天》面临停刊的时候,芒克酒醉晃到东四十字路口,一面当街撒了一泡尿,一面对着空荡荡的街道和不存在的听众演讲。他的演讲词翻来覆去只有两句话:“诗人?中国哪有什么诗人?喂,你们说,中国有诗人吗?”
西班牙伟大的诗人洛尔加告诉他的父亲:“你不能改变我。我天生是诗人,就像那些天生的瘸子、瞎子、和美男子一样”狂妄和自由是诗人灵魂里的寄生虫,缺乏自我的诗人不可能创造出经典的诗歌。多多说,“芒克是个自然诗人。他是大自然之子,打球、打架、流浪,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肉感的、野性的,他所要表达的不是结论而是迷失。”迷惘的效应是最经久的,立论只在艺术之外进行支配。芒克的生命力是最令人欣慰的,从不读书但读报纸,靠心来歌唱。《威尼斯日记》里一段对芒克的描绘,非常生动,“二十二日,阿城想起和芒克去秦皇岛谈生意的情景:芒克人很漂亮,有俄国人的血统,我躺在沙滩上看着诗人兴奋得跑来跑去,想,如果我们能赚到钱的话,可能是老天爷一时糊涂了。”
五月的北京天空变幻莫测。从市里出发到昌平县沙河镇的路上天空仿佛变幻了无数次,心情也随之变得沉重了。北京市第三福利院(一座精神病院)座落在沙河镇上。诗人食指寄宿在这里。当年,刚到北京第三福利院时,他亲手种植的杨树现已参天入云,院外的平房也已变成一幢幢高楼,仿佛要占满思维的所有空间,而富于激情的他此时行动也已变得有些迟缓游移了。第三福利院里的时空恍若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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