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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家》总第687期:张光国散文《恋恋车罗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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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家》总第687期:张光国散文《恋恋车罗顶》


恋恋车罗顶

〇张光国

  车罗顶,是沉默的。
  这种沉默不是空虚,而是饱胀的、蓄满往事的沉默,像一只盛满陈年雨水却不再倾覆的古瓮。
  当我再一次站在它的脚下,这个念头便如藤蔓般缠绕上来,缠绕着我的脚踝,我的呼吸,我的目光。山就在那里,在我出生的村庄南面,在我记忆的尽头耸立着。它不像泰山那般被帝王封禅镀上金身,也不似黄山以奇松怪石招揽游人。它是昌乐县的最高处,却只是鲁中平原西南部隆起的一处赭色丘陵。它的沉默里,有一种被时间遗忘的坦然,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尊严——那尊严来自于它见过太多,承载太多,反而无话可说。
  正是深秋。天空是一种被洗过的靛青,高远得让人心慌。几缕云丝若有若无,像是天神漫不经心划过苍穹的指甲痕。山脚的梯田大多荒了,层层叠叠的田埂还在,保持着向上的姿态,只是田里长满了茅草、蒿子和不知名的荆棘。茅草已经枯黄,顶端抽出灰白的穗,在风里摆出萧索的姿态;蒿子还固执地绿着,但那种绿是暗淡的、蒙尘的绿,像老人眼底最后的光。曾经这里可不是这样——地瓜的藤蔓匍匐着,墨绿的叶子下藏着紫红的梗;玉米挺着腰杆,腰间别着沉甸甸的棒子,缨子枯了,在秋风里飘摇如旗;谷穗低垂如谦逊的哲人,金黄的颗粒密密匝匝,风过时沙沙作响,那是大地最温柔的耳语。如今这些都不见了,只有几块田里稀稀拉拉种了些杜仲,树干细弱如少年手腕,树皮斑驳,叶子在秋阳下泛着暗淡的、皮革似的光。杜仲是药材,据说能补肝肾、强筋骨,至于到底有多大经济效益,我这个外行人却不大了解。
  我沿着旧时小径向上爬。路还在,只是窄了许多,被两侧的荆棘挤得透不过气来。刺槐的枝条横斜过来,我必须用手拨开才能通过,那些尖刺勾住我的衣袖,发出细微的撕裂声。记得以前,这条路能走牛车。常有老农赶着车,鞭子在空中虚晃一下,发出清脆的“啪”声。有孩童坐在车尾,腿悬在外面晃荡,车轮轧过碎石的声音“咯噔咯咯噔”,沉闷而坚实,像是山在说话,用我们听不懂的古老语言。现在车轮印早已被荒草抹平,只有我的登山鞋踩碎枯叶时,发出脆弱的、小心翼翼的碎裂声,仿佛怕惊醒什么沉睡的东西。
  半山腰,几棵幸存的栗子树像几个倔强的遗民。树干虬曲,树皮皲裂如老人的手背,裂缝里藏着青苔,湿润的、墨绿的青苔。栗子已经落了,空空的壳斗张着嘴,刺已经变黑变软,像是握紧又松开的拳头。以前,这个时节会有人上山打栗子。大人用长长的竹竿敲打枝头,栗子裹着刺球噼里啪啦落下。孩童边躲边捡,手被扎破也不在乎,血珠沁出来,在指尖凝成小小的红宝石。如今树下堆积着厚厚的落叶,一层压着一层,最底下的已经腐烂成深褐色的泥。无人问津的栗子在腐叶间悄悄发芽,抽出稚嫩的、鹅黄的芽尖,又因为得不到足够的光照,悄悄枯萎,完成一场无人知晓的生死轮回。
  越往上走,风越大。车罗顶的风是有形状的——它从山顶俯冲下来,掠过洋槐树的秃枝,发出尖锐的哨音;穿过荒废的梯田,在空荡荡的田埂间打着旋,卷起枯草和尘土;最后扑在人脸上,冷冽的、带着泥土和陈年草木味道的风,像一块湿布拍在脸上。这风里,我听见了父亲的声音,不是幻听,是真切的声音:“山顶那三亩地,是你娘和我一镢头一镢头开出来的。石头多,土薄,一镢头下去,火星子都冒出来。”记得当年父亲说这话时,总是眯着眼望向山顶,皱纹从眼角辐射开去,像年轮的纹理。
  
  我终于登上了车罗顶。
  呼吸变得粗重,白气在眼前氤氲又散去。这里曾经有我家三亩地——不规则的、依着山势起伏的三亩地。现在早已回归了所谓的“原生态”。其实山哪有原生态呢?每一寸被开垦过的土地,都已是人与自然的合谋,是文明短暂占据又撤离后的废墟。野草疯长,狗尾草毛茸茸的穗子低垂,蓟草紫色的花已经干枯,但还保持着绽放的姿态。间或有几丛酸枣树,红红的小果在秋风里摇曳,像不肯熄灭的火星,又像凝固的血滴。我蹲下身,抓起一把土——是褐色的、沙质的土,里面混着细碎的石英颗粒,在阳光下微微闪光。这土曾经长出过地瓜,长出过花生,长出过养活一家人的粮食。如今它只是土,沉默的、等待的土。
  我找了一块平坦的石头坐下。石头是温的,吸收了一天的日照,此刻正把那份温暖缓缓释放出来,透过牛仔裤传递到皮肤上。从这里向北看,半山腰有济潍高速穿过,不时有各色汽车飞驰而过。再往北,朱河边上,有我出生的村庄,红瓦房星星点点,被杨树和槐树半遮着,炊烟正从几户人家的烟囱里升起,笔直的、乳白色的烟,在无风的傍晚像一条条通往天空的细径。更远处,我看到了胶济铁路,仅是一条线的形状,小时候是能看到火车喷出的烟的。再往北,昌潍平原铺展到天边,工厂的烟囱像突兀的感叹号插在大地上,冒着灰白的烟。而向南,山峦起伏,层层叠叠,颜色由近处的赭黄渐变为远处的青灰,最后消失在雾霭之中,与天空融为一体。天地在这里变得辽阔,人变得渺小,小如一粒尘埃,一颗草籽。
  就在这片山巅,传说黄帝东巡时曾路过此地。《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丸山何在?学界众说纷纭,而家乡的老人们固执地相信,就是车罗顶东侧的打鼓山。黄帝于打鼓山祭拜天地,车披黄罗锦帐——车罗顶的名字,便从那遥远的传说中诞生。黄罗锦帐,多么华丽的意象,金黄如秋叶,华丽如夕阳,在远古的荒野中该是何等夺目的存在!可眼前只有裸露的岩石和荒草,岩石是青灰色的,有些地方长着地衣,斑斑驳驳像生了锈。传说中的辉煌早已风化,只剩下一个名字固执地流传,在县志里,在老人的故事里,在我的记忆里。
  但车罗顶真正刻入历史肌理的,是另一场更为悲壮的记忆。这记忆不是传说,是史书缝隙里渗出的血。
  《山海经》里记载古代首领有帝号的不多,却称丹朱作“帝丹朱”。丹朱,尧的嫡长子,因治理丹河有功,被封于朱虚——那地方就在车罗顶东南二十里处,我小时候去过,现在还有个村子叫朱虚村。村头有古槐,三人合抱,树干中空,里面能容一个孩子蜷缩。老人说,那槐树是丹朱手植的,我不信,但那树的苍老是真的,那种活了上千年的苍老,树皮如龙鳞,枝叶如华盖。
  小时候夏夜乘凉,祖父摇着蒲扇,慢悠悠讲古:“丹朱啊,是个能人。他带人疏浚丹河,水患平了,田地肥了,百姓都念他的好。”祖父的眼睛在昏黄的煤油灯下闪着光,“可史书怎么写?《史记》说‘尧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不肖?哪里不肖?”祖父的蒲扇停住了,他的疑惑穿过几十年时光,此刻又在我心中升起。
  历史的真面目总藏在文字的缝隙里。《竹书纪年》那句冷冰冰的记载更让人心惊:“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不与父相见。”十几个字,像十几根钉,把温情脉脉的禅让叙事钉在了怀疑的十字架上。或许,那个被后世颂扬的、让孔子都感叹“大哉尧之为君”的禅让制,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挣扎与暴力。权力交接,从来不是请客吃饭。
  丹朱知道舜囚尧之事后,率“三苗”之兵伐舜。战场,就在我脚下的车罗顶。
  我闭上眼。风更急了,呼啸着穿过山脊,仿佛千军万马的呐喊从未远去。这风刮了四千多年,把一切都刮薄了,刮淡了,但有些东西还在。我能想象那个黎明,天色是鱼肚白掺着靛青,战鼓如雷,一声声撞在山壁上又弹回来,形成连绵不绝的回响。旌旗蔽日,不,不是蔽日,是刚刚升起的太阳把旌旗染成血色。丹朱站在高处,甲胄在晨光中泛着冷硬的光,他望着这片属于他封地的山河。他知道自己在挑战什么——不仅是舜,更是即将成型的、新的权力秩序。他是旧时代的嫡长子,血脉里流淌着尧的血液,他无法接受父亲被囚的屈辱,更无法接受天下以这样的方式易主。他的心情该是怎样的?愤怒?悲凉?决绝?或许还有一丝迷茫——这一切,真的值得吗?
  我对着空荡荡的山顶,轻声问:“值得吗?”
  风突然停了。万籁俱寂。然后我听见一个声音,不是耳朵听见的,是心里响起的,低沉而清晰:“没有值不值得,只有该不该做。”
  我猛地睁眼。四下无人,只有荒草在微微颤动。但那声音如此真实,像一块石头投入心湖。
  战争持续了多久?史书没有细说。民间传说里,车罗顶的山石被鲜血染红,三年不生草木。以前上山,父亲曾指着一些泛红的石头说:“看,这是丹朱将士的血浸的。”我不信,那是铁元素氧化的结果。但现在我宁愿相信——相信那些红色是记忆,是忠诚,是一个儿子为父亲挣回尊严的尝试。
  最后丹朱部寡不敌众,败退往南,经江淮直到湖北荆州,才被平息。但舜感念尧的功德和丹朱之才干,没有放逐丹朱,仍封他于朱虚故地。
  这是怎样的一种宽恕?是胜利者的仁慈,还是对某种正统性的承认?抑或是内心深处的不安?丹朱回到朱虚,余生看着车罗顶,会想些什么?他会常常登山吗?会坐在我现在坐的这块石头上,回想那场改变一切的战争吗?当他老了,头发白了,看着夕阳西下,会不会有一丝后悔?或者,会不会有一丝释然——至少,他试过了。
  “你后悔吗?”我又问。
  风又起,这次是温柔的、叹息般的风。“后悔?”那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丝笑意,苦涩的笑意,“后悔是活人才有的奢侈。我已经死了四千年了。四千年,足够把一切成败都磨成粉末。但有一点不会磨灭——人活着,总有些东西比活着更重要。”
  石头是有记忆的。我坐着的这块青石,表面光滑,边缘圆润,是无数场风雨、无数个四季、无数双脚打磨的结果。它或许曾被某个战士倚靠喘息,甲胄的金属边缘在石头上刮出细微的痕迹;或许曾溅上热血,滚烫的血渗进石头的毛孔;或许曾见证一个时代的落幕,一个儿子看着父亲的时代如夕阳般沉没。石头不说话,但它把一切都收进纹理里,用亿万年才能形成的沉默,包裹着人类短暂的悲欢。我抚摸石头,触感微凉,但深处有温度——那是地心的温度,也是记忆的温度。
  
  从山顶往下走,我特意绕到车罗顶南麓。脚步放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实了才挪下一步,仿佛怕惊扰什么。
  这里是白浪河和盟津河的源头,东边是白浪源,西边是盟津源。在我的记忆里,这里是另一个世界:山泉从岩缝中涌出,不是一股,是许多股,细细的,清亮的,在青苔上淌过,汇成小溪,溪水汩汩,四季不竭。水底铺着鹅卵石,白的像玉,红的像玛瑙,青的像翡翠。小虾透明,能看见内脏;小鱼寸许长,倏忽来去,影子投在水底石头上,一晃就不见了。有孩童在泉边捉虾,一捉就是半天,裤腿湿了也不管。大人在远处拾柴火,偶尔直起腰看看孩子,汗珠从额角滚落,在阳光下亮晶晶的。
  好水养好地,山顶有泉,山下就有收成。这泉水,就是山的血脉。
  现在呢?
  我站在曾经的泉眼处。石壁还是那块石壁,青苔还是那些青苔,但泉水几乎干了。只有石缝间渗出一点湿意,沿着青苔的边缘慢慢聚集,半天才凝成一滴水珠,要落不落地悬着。苔藓艰难地绿着,但那绿是干渴的绿,边缘已经发黄卷曲。河床上裸露着大大小小的石头,白的,灰的,褐的,在夕阳下投出长长的影子,像大地干涸的骨骼,一根根戳向天空。几条裂纹在地表延伸,深深的、皲裂的纹路,像老人手上的裂口。
  白浪河——多么诗意的名字。它从车罗顶发源,往东再向北,最后注入渤海。千百年来,它滋养着两岸的村庄和田地,女人在河边洗衣,孩子在河里摸鱼,男人引水灌田。它是活的,有呼吸的,春涨秋落,像大地的脉搏。
  传说中,有凤凰与白狼两尊大神守护着白浪源。可后来,凤凰飞走了,白狼消失了。再后来,泉水断了,传说也快要被人忘记了。
  问题出在树上。村里的老人王大爷,今年八十二了,背驼得像一张弓。去年仲秋节我遇见他,他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眯着眼看车罗顶。我递给他一支烟,他摆摆手,从怀里掏出旱烟袋,慢慢装着烟丝。“以前啊,”他开口,声音沙哑,像破风箱,“这山谷满是苹果树,不是现在的矮化品种,是那种老树,树干有这么粗——”他张开手臂比划,“春天开花,白的粉的,远看像一片云落在山谷里。山腰是栗子树,秋天栗子熟了,刺球裂开嘴,风一吹,栗子就啪嗒啪嗒往下掉。山顶有洋槐树、松树,洋槐春天开串串白花,香得醉人;松树冬天也绿着,雪压在上面,像戴了白帽子。”他划着火柴,手颤巍巍的,点了三次才点着烟,深吸一口,烟雾从鼻孔缓缓吐出,“树根抓住水土,像无数只手抓着;树叶涵养水分,下雨时雨打在叶子上,声音好听,哗啦啦,然后慢慢滴下来,渗到土里。山啊,是有生命的。”
  “后来呢?”我问。
  “后来?”王大爷咳嗽起来,咳得满脸通红,青筋暴起,好一会儿才平复,“后来大炼钢铁,砍树炼钢,碗口粗的树都放倒了。后来搞运动,砍树开荒,‘向山要粮’。再后来承包到户,急啊,急着致富,伐木卖钱。”他的眼睛浑浊了,不是眼泪,是岁月沉淀的浑浊,“树倒了,泉就少了。一年比一年少。再后来,连山顶的洋槐都被砍了当柴火。山秃了,水断了。”他顿了顿,用烟袋锅指着车罗顶,“你看现在,还有几棵树?山就像个秃头老汉,难看啊。”
  这不是车罗顶一座山的悲剧。在某个时期,从黄土高原到江南丘陵,多少青山变秃岭,多少清泉成枯涧。我们总是先索取,等失去了,才开始怀念。可怀念有什么用呢?树不是一天长成的,水源不是一天恢复的。一个文明的根系如果断了,再辉煌的建筑也是空中楼阁。我想起楼兰,想起统万城,那些湮没在沙漠里的文明,最开始是不是也从一个泉眼的干涸开始?
  我蹲在干涸的泉眼边,手指触摸那些湿润的青苔。凉意顺着指尖传上来。忽然想起魏晋时期的《水经注》。郦道元若活到今天,来到车罗顶,他会怎么写?他写《水经注》时,走遍大江南北,“访渎搜渠,缉而缀之”,记录了一千多条河流。如果看到车罗顶的泉眼,他会怎么形容?“其山多楸栗,泉出石罅,清冽可鉴”——这是我想象中的句子。可现实呢?“昔者泉涌如珠,汇流成溪;今则石枯见骨,涓滴难求”——他大概会这样记录吧。地理志不仅是空间的记录,更是时间的证人。车罗顶水源的枯竭,是一部微缩的中国山林史,是人与土地关系恶化的注脚,这注脚写在干裂的河床上,写在荒芜的梯田里,写在老人混浊的眼睛里。
  更悲哀的是,这种恶化还在继续。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老人爬不动山了,孩子对山没有记忆。梯田荒芜,不是因为土地贫瘠,而是因为人的离去。土地在等待,等一代人,等一个转机,或者等自己被彻底遗忘。

  车罗顶北麓的花果园沟,藏着另一个秘密,一个被火烧过、被血浸过、被时间掩埋的秘密。
  沟口有几株野柿子树,叶子落光了,枝头挂着零星几个柿子,红得发黑,像凝固的血点。沿着沟往里走,路越来越窄,最后几乎被灌木封住。我用手拨开带刺的枝条,衣服被划了好几道口子。大约走了半里地,眼前豁然开朗——一片相对平坦的台地,三面环山,一面向着山谷。这就是花园寺遗址。
  我站定了,喘着气。这里静得出奇,连风声都小了,仿佛空气也凝固了。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在荒草上投下长长的、颤动的影子。几处残破的台基从草丛中露出头来,青石砌的,边缘已经风化得圆润。最大的一处台基约莫三间房大小,上面长着一棵碗口粗的槐树,树干从石缝中钻出来,扭曲着向上生长。还有几块断碑,倒伏在地,半埋在土里。我走过去,蹲下身,用手拂去一块碑上的泥土,字迹模糊,一时难以辨认。
  这里曾有花园寺,一座始建于北魏永平年间的古寺。北魏,那是佛教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的时代。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佛光普照大地,僧侣往来如织,译经声不绝于耳。在偏远的车罗顶,也有僧人择此清幽之地,建寺修行。为什么选这里?因为这里有果木,有泉水,有可以开垦的少量土地,更重要的是——安静。远离尘嚣,正是修行的好去处。
  我想象当年的景象:晨钟敲响,声音在山谷间回荡,惊起一群飞鸟。僧人们披着袈裟,从寮房里走出,沿着石阶走向大殿。殿里佛像庄严,香烛明灭,诵经声如低低的潮涌。早课后,有人去泉边汲水,木桶沉入水中,提起时水花四溅,在晨光中亮晶晶的。有人去照料菜园,茄子紫,辣椒红,青菜绿油油的。春天,寺外的桃树、梨树开花,粉白一片,蜜蜂嗡嗡;秋天,栗子、柿子熟了,僧人们小心采摘,一部分自用,一部分施舍给上山的香客。香客沿着山路蜿蜒而上,带着供品,也带着烦恼,在佛前叩拜,在树下静坐,听师父讲经。佛经的吟诵与自然的生机融为一体,木鱼声应和着鸟鸣,那是怎样和谐的景象?人、佛、自然,在这里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
  可佛门清净地,终究躲不过人间烽火。木鱼声再祥和,也盖不住战鼓声;诵经声再虔诚,也压不住呐喊声。
  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青州唐赛儿起义。这个传奇女子,以白莲教聚众,自称“佛母”,实则反抗朝廷压迫。关于她,史料记载矛盾,《明史》说她是“妖妇”,民间却传她是为民请命的“女菩萨”。花园寺的僧众做了选择——他们打开粮仓,把本就不多的存粮分给起义军;他们收治伤员,用草药和佛经抚慰伤痛。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起义军里的农民,那些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农民,和来寺里祈福的香客是同一群人。也许是因为佛经里说“众生平等”,说“慈悲喜舍”。在佛教教义里,慈悲不限于佛堂,更应施于苦难众生。僧人们的选择,是信仰在现实中的实践,是象牙塔向血火世界的倾斜。
  结局是残酷的。朝廷官兵来了,放火烧寺。木头毕剥作响,梁柱轰然倒塌,经卷化为灰烬,佛像在火中开裂。僧人们呢?有的跑了,有的被抓,有的可能就死在火里。一座经历了近千年的古寺——从北魏到唐、宋、元、明,多少次修缮,多少次扩建,多少次晨钟暮鼓——就这样化为灰烬。火焰照亮山谷,也照亮了一个真理:在绝对的暴力面前,慈悲往往是脆弱的。
  如今我站在遗址上,脚下是烧焦过的土层吗?我蹲下身,扒开表层泥土,下面的土果然是黑的,混着炭粒。那种黑,不是肥沃的黑,是死亡的黑。荒草长得齐腰深,大多是蒿子、蓟草和狗尾草,风吹过时,草浪起伏,哗哗作响,像是大地在叹息,又像是无数声音在低语——僧人的诵经声,伤员的呻吟声,火焰的咆哮声,全都混在一起,被土地吸收,又在每一次风起时释放一点点。
  我走到那块最大的台基前,伸手抚摸青石。石头表面粗糙,但边缘已被岁月磨圆,摸上去有一种温润感。石缝里长着几株瓦松,小小的,肉质的叶子聚成莲座状,在夕阳下泛着紫红的光。这些青砖青石见证过香火鼎盛,见证过慈悲善举,也见证过暴力和毁灭。它们从山里采来,被匠人凿方,被工匠垒砌,承载重量,支撑屋顶,庇护信仰。现在它们散落在这里,有的还保持着相对完整,有的已经碎裂。我捡起一块碎砖,半个手掌大,断面粗糙,可以看到里面的孔隙。它曾经是墙的一部分,现在只是石头。
  历史总是这样:建造需要百年千年,一代代人的心血、智慧、信仰,一点点垒起来;毁灭只需一朝一夕,一把火,一把刀,一场暴怒。花园寺如此,圆明园如此,多少文明遗迹都如此。我们总说“不朽”,可真正不朽的,也许只有时间本身,和土地的记忆。
  唐赛儿起义最终失败了。她的结局成谜,有的说被凌迟,有的说逃脱了。但花园寺僧众的选择,却在这片土地上种下了另一种精神——对不公的反抗,对弱者的庇护。这种精神没有随着寺院的倒塌而消失,它渗入泥土,长进草木,在车罗顶的风里代代相传。村里老人说起花园寺,不说“妖僧”,而说“那些心善的和尚”。民间记忆有自己的判断标准,比史书更柔软,也更坚韧。
  我突然明白,车罗顶的厚重,不仅在于黄帝的传说、丹朱的故事,更在于这些普通人的选择。耕作的农人,护泉的百姓,慈悲的僧人,他们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角。帝王将相的故事写在史书里,而普通人的故事写在山河里,写在代代相传的记忆里,写在这些沉默的石头和干涸的泉眼里。当我抚摸这些石头,我是在抚摸他们的选择,他们的苦难,他们的坚守。
  
  快下山时,夕阳已经把西天烧成一片火海。云彩镶着金边,最亮处是熔金般的橙红,渐次过渡到玫紫、靛青。我特意绕到车罗顶东坡,去看那块地。
  那里有一小块相对平坦的地方,像个微型的平台。曾经是我家的地,三亩二分,形状不规则,像一片被风吹皱的叶子。现在早已认不出田垄的走向了。野草统治了一切,茅草枯黄,蓟草干枯的紫色花球在风里摇晃,几株顽强的地瓜秧在杂草间挣扎,叶子已经蔫了,边缘卷曲。地头原来有块界石,青色的,现在找不到了,可能被荒草埋了,也可能被人推山下去了。
  最后一次和父亲在这里干活,是二十多年前了。那年初夏,我结婚不到半年。周末从潍坊回家,父亲说:“上山看看吧,以后可能就不种了。”他的语气平淡,但我听出了一丝不舍。
  那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父亲走在前面,扛着镢头,镢头把子磨得光滑,手握的地方颜色深,是汗渍浸润的结果。母亲提着种子袋,我和妻子空着手——父亲不让我们拿重物,说我们“不常干活,别累着”。山路陡,父亲走得稳,每一步都踩得实实的,脚跟先着地,然后整个脚掌压下去。他的背影在我眼前晃动,蓝布褂子洗得发白,肩胛骨的位置有两个补丁,针脚细密,是母亲的手艺。
  爬到山顶那块地,太阳刚跳出东边的山梁。金光照过来,父亲的脸上皱纹格外清晰,像干旱土地上的裂纹。他放下镢头,脱了褂子搭在地边的石头上,里面是白色的汗衫,已经泛黄,领口松松垮垮。他开始刨坑,镢头举起来,在晨光中划出一道弧线,然后落下,“噗”一声闷响,深入泥土。他的动作有节奏,不疾不徐,镢头起落之间,呼吸平稳。汗很快从鬓角渗出来,顺着脸颊流到下巴,滴在泥土上,瞬间就被吸收了。
  母亲跟在他后面点种。花生种子是前一天晚上泡好的,胖鼓鼓的,咧着嘴,露出里面粉红的仁。她弯腰,从布袋里抓一把种子,每个坑里放两三粒,手指灵巧,像在弹奏看不见的琴键。父亲刨完一行,回头看看母亲的进度,不说话,又接着刨下一行。他们配合默契,不需要言语,几十年的夫妻,几十年的劳作,已经把默契刻进了身体里。我和妻子跟着覆土,用脚把刨开的土拨回坑里,轻轻踩实。
  休息时,我们坐在田埂上。父亲望着层层叠叠的山峦,点了一支烟,是那种最便宜的‌勤俭牌,烟纸粗糙。他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孔缓缓吐出,在晨光中变成淡蓝色。“这地薄,”他说,声音不高,像是自言自语,“沙土地,存不住水。但透气,种的花生特别香,油分足。你娘每年留一筐,炒熟了给你们寄去。”
  我点点头。确实,城里买的花生,比不上家里的香。那种香是厚重的、朴实的香,带着阳光和泥土的味道。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人就像这花生,埋在地里,才能结果。露在外面,看着光鲜,其实长不出啥。”他顿了顿,转向我,“你在城里,也是埋在地里——埋在人堆里,埋在工作里。别浮躁,扎根,才能结实。”
  那时我不太懂这句话,只觉得是父亲的唠叨。现在想来,父亲是在说他自己,也是在说我。他一辈子没离开过这片土地,像花生一样把自己“埋”在这里,耕耘,收获,养育子女,把根扎进石头缝里也要活下去。而我选择了离开,像被风吹走的种子,落在陌生的水泥森林里,我的“埋”是另一种埋——埋在文件堆里,埋在人际关系里,埋在房贷车贷里。父亲要我“扎根”,是要我在异乡也能找到自己的土壤,自己的养分。
  那天我们干到太阳偏西。种完花生,又拔了一会儿草。下山时,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四个影子在崎岖的山路上晃动,时而重叠,时而分开。父亲走在最前面,背影在夕阳中变成剪影,那剪影有些佝偻了,但依然坚实。我记得他回头说:“这个地方,是属于你姥姥村里的,后面不叫种了。”那时他的脸在逆光中看不清表情,但声音是平静的,平静里有一种留恋,有一种无奈,亦有一丝解脱,有一丝怅然。
  父亲已去世多年了。如今,地竟然荒了。我蹲在地里,拔掉几丛草,露出下面褐色的土壤。土还是温的,有阳光的味道,也有记忆的温度。我抓起一把,握在手里,土从指缝间漏下去,沙沙的。里面混着细小的石英颗粒,亮晶晶的,像碎钻。
  现在,我来了。带着父亲的记忆,我的记忆,还有这片土地的记忆。记忆是有重量的,压在心里,沉甸甸的。但站在这里,这重量又变得可以承受——因为土地分担了它,群山分担了它,风分担了它。
  文明是什么?不仅仅是史书上的帝王将相,不仅仅是寺庙里的金身佛像,不仅仅是诗书礼乐。文明是父亲这样普通的农人,一镢头一镢头开出的荒地;是母亲点下的一粒粒种子;是他们在贫瘠中创造的丰饶;是他们把儿女推出大山时的决绝与不舍。文明是具体的,是温热的,是手上的茧子,是脸上的汗珠,是地里的花生,是山顶的风。文明是传承——把土地传给儿女,把记忆传给后代,把一种活法、一种坚韧、一种与大地相处的方式,像种子一样传下去。
  车罗顶记住了这一切。它用风记住——风里有父亲锄地的喘息;用石头记住——石头上有父亲坐过的温度;用干涸的泉眼记住——泉眼映照过母亲年轻的容颜;用荒芜的梯田记住——梯田里曾经生长过养活一家人的粮食。山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知道。它知道每一个在这里生活过的人的故事,知道他们的欢喜与哀愁,知道他们如何来,又如何去。山是沉默的见证者,也是慈悲的包容者。它不评判,只是容纳,像大海容纳百川,像大地容纳生死。
  
  下山时,夕阳正沉。最后一缕光从车罗顶山脊线上掠过,给枯草的穗子镀上金色,那金色转瞬即逝,像是最后的告别。
  西天一片火红,不是纯色,是千变万化的红——橘红、玫红、绛红、紫红,层层晕染,像打翻的调色盘。云彩镶着金边,最亮处是熔金般的橙黄,光芒四射,不能直视。车罗顶在夕照中变成黛青色,不是黑,是那种深沉的、饱满的黛青,轮廓分明,像一尊巨大的卧佛,安详地躺在大地上。山脚下的村庄升起炊烟,不是一家两家,是许多家,细细的,直直的,在无风的傍晚指向天空,像大地伸出的触须,试探天空的冷暖。
  我回头望。山顶那块我坐过的石头,在余晖中泛着温润的光,不是反射,是从内部透出的光,仿佛它吸收了一天的日照,此刻正在释放。它还在那里,就像千百年来一样。丹朱坐过,在战前或战后,抚剑长叹;僧侣坐过,在早课或晚祷的间隙,静观云起云落;父亲坐过,在劳作的间歇,抽一支烟,望一望山下的家;我坐过,在以前和今天,带着不同的心情。不同时代的人,在同一块石头上,身体隔着千百年,但体温或许有瞬间的重叠。我们思考着不同又相似的问题:关于权力与道义,关于信仰与选择,关于土地与离开,关于记忆与遗忘。石头不说话,但它让每个到来的人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那声音平时被城市的喧嚣淹没,被生活的琐碎掩盖,只有在这样的高处,在这样的寂静中,才会清晰起来。
  我想起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的话:“山河间的实际步履,使一切伟业变成了寻常风景,因此也使我们变得轻松。人类本应把一切都放下,放下在山河之间。”是的,当我们把个人的悲欢、家族的兴衰、时代的更迭、文明的起落,都放到山河的尺度上审视时,一切都会变得清晰,也变得轻盈。丹朱的战争,放在四千年里,只是一瞬;花园寺的焚毁,放在佛教东传两千年里,只是一劫;父亲的一生,放在车罗顶亿万年里,只是一呼一吸。这不是虚无,而是释然——释然于个人的渺小,也释然于个人可以成为传承链条中的一环。我们来了,我们走了,但山河还在,记忆还在,某种精神还在。就像车罗顶,它看过那么多,承载那么多,依然沉默,依然耸立。
  车罗顶不是名山,没有显赫的声名,没有摩崖石刻,没有名人题咏。但正是这样的山,构成了中国最真实的底色。它们是文明的摇篮,也是文明的墓碑;是记忆的载体,也是失忆的见证;是出发的地方,也是回归的方向。千千万万座这样的山,散布在我们中国广袤的国土上,没有游客,没有缆车,只有本乡本土的人知道它们的存在,记得它们的故事。它们组成了华夏民族最深沉的地理基因,这基因里写着:我们来自土地,我们归于土地,我们的故事写在山河之间。
  我忽然明白了“恋恋”二字的重量。恋,不是简单的喜爱,不是旅游式的欣赏。恋是缠绕,是血脉相连;是不舍,是魂牵梦萦;是即使离开也剪不断的牵挂;是站在他乡高楼望向故乡时,心里那一抽一抽的疼。恋恋车罗顶,恋的是这片具体的山水——哪块石头可以坐,哪条小路可以走,哪棵栗子树结果最多;更是山水背后那层层叠叠的记忆——家族的,村庄的,历史的,文化的。这些记忆像地层一样叠加,最下面是黄帝的传说,然后是丹朱的故事,然后是花园寺的钟声,然后是父亲开荒的镢头声,最后是我的脚步声。每一层都真实,每一层都珍贵。
  天快黑了。第一颗星星在东方的天际亮起,淡淡的,怯怯的。我必须下山了,否则天黑路险。但脚像生了根,挪不动。不是怕,是不舍。这一走,不知何时再来。也许明年,也许后年,也许很多年后,带着我的儿子一鸣来,再一次指给他看:“这是爸爸小时候你六姨姥姥背着我回家经过的路,这是你爷爷和你奶奶开荒的田。”
  转身前,我对着山顶,对着那块石头,对着整座车罗顶,深深鞠了一躬。腰弯下去,头低下去,视线里是脚下的土地,褐色的、温热的土地。这一躬,给黄帝传说,给丹朱悲歌,给花园寺僧众的慈悲,给所有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抗争过、耕耘过、爱过也恨过的人们。也给父亲,给母亲,给那个曾经在山顶劳作、如今在城里思念故乡的自己。这一躬很轻,只是一个动作;这一躬很重,装着一生的乡愁。
  下山的路在暮色中模糊。小路都看不大清了,只能凭感觉下脚。但我不怕,这条路我走过无数次,闭着眼也能走下去。身体记得,脚记得,肌肉记得。土地不会辜负熟悉它的人。
  我走得很稳,一步一步,踩实了再走下一步。因为我知道,无论走多远,无论走到哪里,这座山都在身后。它沉默着,矗立着,像大地伸出的手掌,稳稳地托举着所有离去之人的乡愁。那乡愁有时很轻,轻如一缕炊烟;有时很重,重如整座山峦。
  快到山脚时,我最后回了一次头。山顶已经完全隐入夜色,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比天空的颜色稍微深一点。但我知道它在那里,一直会在那里。就像我知道,有些东西一旦进入生命,就永远不会离开。
  车罗顶是沉默的。
  但它的沉默,震耳欲聋。
  
  近期,隔三岔五,我总共用了五天时间,七次登顶,在清晨、正午、黄昏、甚至一次深夜(带着头灯),才写完这些文字。每次下山,都觉得还有很多话没说,很多细节没写,很多感受没表达。车罗顶的故事,就像山泉一样,看似细小,却源源不绝;看似断了,却在地下深处依然流淌。它连接着黄帝的传说、丹朱的悲歌、僧人的慈悲、农人的坚韧,连接着河流的起源与干涸,连接着土地的丰饶与荒芜,连接着父亲的镢头与我的键盘。
  这不是一座山的故事,这是一片土地的记忆,一个民族的缩影,一个时代的切片。在快速城市化的今天,在每个人都急着向前奔跑、向上攀爬的今天,有多少这样的山在失语?有多少这样的记忆在消失?我们建起了无数高楼,却把灵魂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身后的山川里。我们获得了便利,失去了根脉;获得了丰富,失去了深厚;获得了速度,失去了沉思。
  车罗顶不会消失。只要山脉还在,只要河流还在,只要四季还在轮回,它就在那里。但车罗顶的故事可能会消失,如果没有人记得,没有人书写,没有人一代代传下去。记忆需要载体,不仅是口耳相传,还需要文字,需要像这样的散文,需要每一个离开又回来的人,用他们的眼睛重新发现,用他们的心重新感受。
  但愿百年后,当我的孙辈或曾孙辈读到这些文字,他们还会好奇,还会来到车罗顶,还会沿着我走过的路走一遍。他们会坐在那块石头上,听风吹过山顶荒草的声音,那声音和今天一样,和千年前一样。他们会明白:最深的记忆,不是写在书上的,而是刻在山河间的;最真的传承,不是血缘的,而是精神的——那种对土地的深情,对历史的敬畏,对普通人生的尊重。
  车罗顶还在沉默。而我,终于替它,也替父亲,说出了一部分的沉默。

2025年11月2日夜于静思轩


【作者简介】张光国,笔名毓榕、轩辕国,1975年生于山东潍坊,1998年毕业于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曾进修于鲁迅文学院,做过教师、编辑、记者、报社驻潍坊工作站站长、潍坊万众传媒总经理。系《新诗歌》、《中国诗选刊》、《中国诗歌月刊》、《世界诗刊》、《中国喜马拉雅诗刊》、《红高粱文学》、《文艺家》总编,中国诗歌会名誉会长,当代诗歌会、中国新古风研究会、中国爱情诗协会、中国李清照诗歌会、中国仓央嘉措诗歌会会长,中国新诗社、中国小诗社、中国山水诗社、中国草原诗社、中国大唐诗社、中国关雎爱情诗社、中国蒹葭爱情诗社、中国乡土田园诗社、中国山水田园诗社、白浪诗社、乌拉特诗社社长,中国诗名家俱乐部主席,白浪书院客座教授,作家诗人高级研修班导师,神洲文学院、轩辕国学院、中国古风研究院院长,万诗阁阁主,中国诗歌馆、中国诗文艺馆、中国新诗艺术馆、中国长诗诗艺馆、中国小诗展览馆、中国格律诗收藏馆、作家诗人百家名典馆、中国山水诗档案馆、中国古风博物馆、中国乡土田园诗展馆、当代诗歌美学馆、中国爱情诗典藏馆、中国草原诗歌文化馆、轩辕国文学艺术馆馆长。创始诗人网(http://www.shirenwang.com/)、中国诗歌会网(http://www.cpa1932.com/)、诗家网(http://www.shijia1999.com/)和诗家APP。组织带着文艺去旅行、诗意的行走、北海文艺沙龙、大唐诗歌节、红高粱笔会、新诗百年峰会、中国草原诗会、中国风雅颂诗歌颂读节、中国昆仑作家论坛、东篱雅集等现场活动百余场。出版诗集《诗人与美人鱼》、《陶罐上的少女》,诗学专著《诗术》(第一卷),诗论集《同凤凰与白狼一起吟唱一一首届中国诗歌展优秀作品点评》,诗话专著《黄鹤楼诗话》、《北海诗话》,文论集《煮酒南山歌北海——张光国文论集》(第一卷),长篇小说《沙僧别传》,编著《当代中国诗人名录》、《当代作家新势力文萃》等数十部。迄今,万诗阁已藏诗1008首,浏览量已达330万余人次,中国诗歌馆已典藏诗歌文学艺术刊物1239期,浏览量已达218万余人次,中国诗文艺馆已典藏短视频461条,浏览量已达153万余人次,轩辕国文学艺术馆已典藏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诗话、词曲、视频等作品596件,浏览量已达239万余人次,中国草原诗歌文化馆已典藏草原诗歌55首,浏览量已达17万余人次,中国爱情诗典藏馆已推介爱情诗404首,浏览量已达116万余人次,作家诗人百家名典馆已典藏作家诗人简介及代表作42件,浏览量已达11万余人次;将推出的个人诗歌理论专著《诗道》已发布诗论56篇,浏览量达30万余人次,个人散文诗集《液态的琥珀色月光》已发布散文诗63篇,浏览量达33万余人次,个人散文集《从白浪源到海角天涯》、《我的桃花村》、《乌拉特草原上,恋恋胡油房》、《我家的百菜园》已分别发布散文21篇、4篇、7篇和2篇,浏览量达14万、4.4万、7.5万、2.5万余人次,个人诗话集《张光国诗话》已发布诗话27篇,浏览量达31万余人次,个人诗话集《乐府诗话》已发布诗话3篇,浏览量达3.1万余人次,个人文化访谈录《张光国:跨时空文化访谈》已发布文化访谈散文11篇,浏览量达11万余人次,个人诗散文集《张光国:诗眼看世界》已发布诗散文20篇,浏览量达23万余人次,个人经论集《张光国经说》已发布经论7篇,浏览量达8.5万余人次,个人人生感悟集《北崖悟道》已发布文论6篇,浏览量达6.6万余人次,个人诗学专著《张光国诗学》已发布诗学文章10篇,浏览量达8万余人次。

〓信息动态〓

《现当代中国诗词佳句大典》(第二卷)征稿启事[无参编费、版面费]

  “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首现代诗中的佳句越多,这首诗就越好。古风、格律诗,赋、散文诗,等等,若无佳句,亦会随风腐朽”(张光国《中国最佳诗选》(2008)序)。《现当代中国诗词佳句大典》(第一卷),依此理论编纂,选了1000位诗人,从我们的诗歌数据库中,经过鉴赏、品评,选出了其独具特色的佳句。这些佳句,有的是诗眼,有的是在写景状物、抒情议论等方面的妙句,基本上可以说,单独拿出来阅读,我们大体都能感同身受地体悟到其中的情绪、理念或美感,如同“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等一样。
  这1000位诗人,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有中国诗歌会民国时的元老、前辈,亦有今天领导团队之成员;有众多少数民族诗人,如白族、布依族、哈尼族、回族、满族、蒙古族、苗族、纳西族、维吾尔族、瑶族、彝族、藏族、壮族等;有工人、农民,农民工,体制内人员,还有专业作家,专业舞者、演员,亦有经济学家、数学家等;有一般工作人员,亦有厅部级。另外,有女诗人100余人;有硕士48人,博士14人,博士后1人;有大学教授29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8人,省作家协会会员95人;诗歌文学艺术社团社长20人、会长45人,书刊总编11人、主编45人。
  在中国诗歌会的历史上,将1000位诗人的名作佳句梳理到一起,是头一次。所以,《现当代中国诗词佳句大典》(第一卷)在2022年11月的推出,创造了中国诗歌会发展的新高峰。
  现在,《现当代中国诗词佳句大典》(第二卷)启动征稿,无参编费、版面费,欢迎广大诗友踊跃参与!具体情况如下:
  投稿要求:①投一首个人代表作中的佳句,限3行内,同时标明出于哪首诗(标题);②提供个人简介,限100字以内;③附通联地址、邮编和手机、微信(发快递用,不公开)。
  版本赠送:电子书,免费下载或送阅,可线下自行打印;纸质书,参加下述评选活动者,免费赠阅,快递,包邮(不包括港澳台和海外)。
  奖项激励:评2026年度中国诗人桂冠奖,颁授证书和高档树脂镀金皇冠奖杯。
  现场活动:2026年7月中下旬,我们拟去内蒙古草原举办现场活动,将邀请被选中的诗人莅临出席。
  截稿时间:全书300页,页满为止。
  投稿方向:zgsxk@126.com


中国诗歌会
2025年12月16日

〓关于我们〓

  《文艺家》,爱生活,爱文艺,让文艺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创刊于2004年6月16日,由中国诗歌会主办,不定期推出纸刊,常态化制作、发布电子刊、微刊和电子杂志,并组织文艺家中国诗会、文艺家中国笔会、文艺家中国论坛、文艺家中国研讨会等线上线下诗歌文学艺术活动。
  《文艺家》对于所刊发的优秀诗歌,将特别典藏于万诗阁或中国诗歌馆,永久存档、展示与推介。
  万诗阁,系藏诗楼,2022年12月22日由著名诗人、作家、文学评论家张光国创立,以典藏万首好诗、万本好诗集为目标,创建有万诗阁诗书画院、万诗阁书社、万诗阁读书会和万诗阁研究会,推出《万诗阁艺术》、《万诗阁中国风画刊》、《万诗阁古风》、《万诗阁新韵》、《万诗阁中国大典》、《万诗阁文学》等微刊、电子刊、电子杂志和大型纸质诗卷,并组织万诗阁研讨会、万诗阁论坛、万诗阁“吟诗诵词”、万诗阁书社“悦读”、万诗阁读书会“推荐一首好诗”、万诗阁研究会“诗眼观察”等线上线下诗歌文学艺术活动。万诗阁建有风雅颂阁,天禄阁,诗文艺阁,诗典阁,千家阁,名家阁,孔子阁,诗家阁,屈原阁、太白阁、子美阁、摩诘阁、东坡阁、文正阁、易安阁,仓央嘉措阁,板桥阁,大唐阁,状元阁,乐府阁,诗光阁,诗家APP阁,诗家园阁,翰林阁,毓榕阁,神洲阁,凤凰阁,九歌阁,凤凰与白狼阁,轩辕国阁,丝路阁,昆仑阁、喜马拉雅阁,诗城阁,家园阁,南山阁、白浪阁、潍水阁,西园阁,关雎阁,蒹葭阁,金麦穗阁,红高粱阁,乡土田园诗阁,女诗人阁,芳华阁,瓷韵阁,大河阁,山水阁、草原阁、山海阁、边塞阁,火山阁,北海阁、南海阁、江南阁,桃花村阁,乡土田园阁、爱情诗阁,新诗阁、小诗阁、短诗阁、长诗阁、散文诗阁、微型诗阁、古风阁,玄幻阁,网诗阁,诗博士阁,中外诗歌大展阁,诗歌美学阁,诗译阁,新诗学阁,汉诗阁,诗生活阁,论诗台阁,《中国诗选刊》阁、《新诗歌》阁、《中国诗歌月刊》阁,诗器阁,茶诗阁以及福建阁、黑龙江阁、新疆阁、青海阁、陕西阁、四川阁、吉林阁、安徽阁、湖北阁、河南阁、湖南阁、辽宁阁、江苏阁、山西阁、北京阁、天津阁、香港阁、台湾阁、福建阁、澳门阁、广东阁、宁夏阁、贵州阁、云南阁、江西阁、甘肃阁、山东阁、广西阁、重庆阁、西藏阁,长安阁,密州阁、扬州阁、香格里拉阁、乌拉特阁,加拿大阁、澳洲阁、美国阁,百科阁,当代诗史阁等分阁,专题典藏具有某种风格特质的诗歌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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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诗歌馆,成立于2009年1月3日,系首家网络时代诗歌馆,隶属于中国诗歌会,主旨:典藏佳作、推介诗人、研讨诗歌。截至2025年12月19日,中国诗歌馆已典藏诗歌文学艺术刊物1239期,浏览量已达218万余人次。
  总编:张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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