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傅天虹：对“汉语新诗”概念的几点思考
对“汉语新诗”概念的几点思考傅天虹
[摘要]“汉语新诗”是针对当前中国90年来新诗研究所存在的,由文化心理、政治历史因素、人为因素等形成的新诗学科研究的命名上的尴尬和错位而提出的新命名，本文试图通过对“汉语新诗”的命名意义及可行性、来路与现状、使命的探讨，为促进新诗与诗学健全、科学、有序的发展而做出努力。
[关键词]汉语新诗 区域整合视野重建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9)01-0041-05
汉语新诗学的资料基础与学术准备
自胡适1917年2月1日第一个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蝴蝶》等8首，随后结集《尝试集》算起，中国新诗至今已走过超过90年的路程。这90年，揭开了中国诗歌近代化以至现代化的序幕，新诗从沉沉酣睡中的天朝迷梦中醒来，砸碎镣铐，走向了“截然异质的突起的飞跃”，并在古今中外的综合与融汇中，成就了汉语诗歌的新辉煌。90年来的诗人诗作充满了探索、实验与冒险精神，而诗学又何尝不是这样，在经过近百年的开拓、进取、反思、深化，而捧出了可与诗人诗作相媲美的丰厚成果，与传统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对话，进行自身的重建本来就是中国新诗诗学发展的逻辑起点。90年以来，新诗研究异质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而在当前多元共存的局面中，新诗研究如何突破市场化所带来的诗味消退的危机以及诗学研究层层累积的藩篱与诟病，能够健全、科学、有序的发展，则应是我们孜孜不倦求索的方向。
作为汉语新诗诗学建构的基础，我们拥有了诸如“白话诗”、“中国新诗”、“中国现代诗歌”、“现代汉诗”等概念，这些概念的所指和能指皆很明确，但都存在着导致粗疏或模糊理解的欠缺。从“汉语新文学”概念中，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汉语新诗”这一概念，它有助于整合汉语新诗的创作与理论领域，建构统一中国现当代诗歌、台港澳诗歌以及海外华文诗歌（当然是指新诗）的汉语新诗学。我们不宜沉溺于概念的论辩，强调以作品分析说话，于是，通过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包括一些杰出的诗学研究者和诗人，编撰《汉语新诗90年名作赏析》、《汉语新诗90年名篇鉴赏辞典》（已出台湾卷），以此论证汉语新诗概念整合的可能性。这自然不敢说是对汉语新诗近百年创作成果的总结，也不敢以此营构权威的选本，而只是想凭着对汉语新诗百年路程的理解，由一个个具体的作品及对其简单的解析，试图能够粗略地看到汉语新诗近百年来的发展脉络，领略到汉语新诗祭坛上近百年的神圣奉献，品味出汉语新诗近百年的辉煌与落寞，光荣与梦想，成就与缺憾。
汉语新诗90年，诗人之众，佳作之多，浩如烟海，弥足珍贵！我们发动两岸四地学者、诗人编著上述专书，乃可视为建构汉语新诗学的资料基础，同时也是为建构汉语新诗学所做的学术准备。本着汉语新诗学的学术建构理念，我们主张以对文本原典的赏析为突破口，挖掘文本构造的深度和意义指向的深度，以点及面地勾勒出汉语新诗在90年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心理诸种因素推动、制约下的整体演化状况，通过呈现新诗为读者营造的“笙”和“蹄”，更致力于忘言而得意，舍筏而登岸，让读者不仅遨游于“第三自然界”审美王国，更从宏观与微观上深入领会90年汉语新诗其间不同阶段在题材、主题、艺术方法上的特征和变化，考察某些诗歌流派、诗歌秩序生成、构造的整体状况，在对汉语新诗的承前启后的认识中，推动汉语新诗的前行，为建构普遍而深入的诗歌国度而努力。
“汉语新诗”的命名意义与可行性探讨
“汉语新诗”的概念从命名意义及其可行性可以展开较深入的探讨。衡之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由许多民族和地域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文学”，中国新诗研究实际上尚未突破“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而便未能突破人为地凭借社会文化形态、政治意识形态，及区域形态来划分中国新诗的栅栏。从最初由于社会文化心理的作用，对现代化的强烈吁求中以“现代白话新诗”的命名来断裂古典文言诗，到50年代后由于政治意识表达的需要，以“当代文学”、“当代诗歌”来彰显由上层建筑的根本性转折所带来的文学的本质区别，把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文学（新诗）作为相对独立的时期来处理。而在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与“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后，出现了淡化“现代”、“当代”的时期划分，以时间上来整合20世纪新诗的学术趋势。而以上这两种区分尽管貌以“中国新诗”，实则站在某种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无视或轻视同样有着相近的文化背景，同样以汉语作为写作媒体的不同区域的诗歌写作，因而又有了从区域上来区分汉语新诗的学科分类。“中国新诗”实则为中国大陆新诗，而它明显地，虽然并未有人坦率地承认，但事实上是排除并使之另立名目：“台港澳诗歌”、“海外华语诗歌”等。海外华文文学的称谓自然体现了强烈的中国中心主义（China Centrism），凡是中国大陆以外的华文文学，皆以海外包容之。综而观之，中国新诗当前的学科命名，存在着断代诗史的随机性与依附性，也存在着意识形态化和人为定性与取舍等等尴尬。我们认为，一个学科的命名不仅凸显学科的本质属性，而且是一个学科研究得以发展进行的根本依据。我们应该回到中国新诗本体中去探讨新诗的生成与形态，我们认为必须从新诗语言问题入手，在本体上而非从外在的社会时代变迁来对中国新诗进行强行肢解。我们认为：“汉语新诗”命名的提出，是刻不容缓的。
“任何一种学术命名，不仅仅揭示某类特殊的现象以引起关注，更预示着方法论与学术视角的更新，或者暗示某种被忽略的隐蔽关系以引起探讨。命名可能导致一门新学科的诞生，也可能只是带来一些崭新的学术问题而开拓原有学科的视野、思路。”。汉语新诗的命名，具有两个主要意义，首先，它凸显了与中国传统文言诗的区别，这种语言运用上的差异事实上体现了整个中国建立在语言信仰背后的文化信仰的转变，汉语在这里不仅包含一种诗歌工具的简单意义，更具有一种形而上的品质。第二，“汉语新诗”具有广阔的覆盖性，它包含了时间跨度上的90年，也收纳了不同政治意义上的版块区域的空间分流显现，使得诗歌有了一个更高层次的体认，这种体认指向的并不是时代或者人为的定性，而是一种由诗歌自身审美形态所生发的一种抽象的皈依。命名更能体现汉语自身的各种可能，如在汉语的软硬度、宽窄度、心理体验、意识等方面，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充分的展现出来。可以说，“汉语新诗”的命名在这个意义上有了一种属于诗歌自身的神圣性，是属于人民的一种心灵归属。长期处于探索之中，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回头望去，竟然发现这部选析集子里的许多注定不朽的作品，业已形成了汉语新诗的百年传统。
稍加思索我们不难看出，“汉语新诗”概念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它避免了白话新诗这样一种非正式的、命意上有明显重复的缺憾，以一种学术的严整和科学性体现出一种以现代汉语操作的新诗的本质特征。第二，它避免了中国新诗之类的命名对中国以外甚至是中国以内的台港澳诗歌的人为排斥，在汉语文化共同体的意义上给予新诗以稳定的文化定位。第三，它避免了汉语旧体诗在现代和当代的复现造成的模糊性，避免了含混地容纳进相关概念的尴尬，例如现代诗歌，当代诗歌，现代汉语诗歌等等概念，就可能导致这样的尴尬。
汉语新诗的命名有助于整合汉语文化圈的地域中心主义，从而将汉语文化理解成一个没有政治边际的文化共同体。这一概念并未忽略祖国大陆新诗的突出地位。当我们提到汉语，包括汉语新诗和汉语新文学乃至汉语文化，无论何方人士，无论身处何地，心目中都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这个文化的核心区域，那便是中国。
“汉语新诗”90年的来路与代际分流
诗人布莱克曾以“充满活力即为美”来形容地狱之美，然则更适合引用至汉语新诗90年的历史呈现中之多元多彩。从辟荒尝试到成熟嬗变，代际更替；从“带着脚镣跳舞”到中西化合；从以大陆为阵地到诗路分叉，各自表述，汉语新诗90年富含着自律的内在理路。这样的内在理路只有在“汉语新诗”的概念内涵导引下才能够条分缕析，这是通过对90年来新诗发展流派与代际分析而得出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同样通向对汉语新诗概念的肯定。
不妨持有这样的诗学观念：以汉语为整合性因素，来剔除人为、随意、非诗本质的诗学划分，这便是汉语新诗概念的学术优势之所在。汉语新诗在发展中也具有一定的过程性、阶段性。一方面，我们从汉语新诗自身的生成流变中梳理出不同时代的流派和群落，另一方面，在对当前汉语诗坛的宏观把握中，我们认为汉语新诗的‘断代’界定已刻不容缓，如以汉语新诗近百年的幅页为一块版图，整个汉语新诗界的代际形态业已形成，可以分别以前行代（老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予以界分，构成多彩多元的局面。在具有历史承续性的三代中，也表现为诗歌观念、诗人构成、诗潮流向上的显著差异。
我们看到，去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所召开的第一届当代诗学论坛上，即两岸四地“中生代”高层论坛暨简政珍作品研讨会上，不管是台湾学者所提出“中生代”的学术见解，还是大陆一些学者所提出的“中生代”的学术见解，在区分上虽有不同意见，但都具有内涵上的一致性，指向“出生于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成熟并称雄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中生代”或散落或聚集在中国两岸四地，成为汉语新诗的中坚一代。在大陆，从《今天》诗群到朦胧诗、先锋诗歌……，以北岛、舒婷、顾城、昌耀、韩东、于坚、欧阳江河……等诗人为代表；在台湾，以简政珍、罗青、萧萧、白灵、陈义芝……等诗人为代表；在香港澳门，以傅天虹、羁魂、苇鸣……等诗人为代表，以及一批海外华文诗人，他们大都在社会转型期中登上诗坛，领一代风骚，完成了汉语新诗的深刻的美学革命。而“前行代”、“新生代”又分别指“年龄在60岁以上，曾在诗坛产生影响的诗人”和出生在七十、八十年代后的新锐诗人。“前行代” 致力于白话新诗的诗体解放，打破传统古典诗歌的桎梏，经过“草创奠基拓展普及与深化”四个发展阶段，而“新生代”是以断裂的姿态和先锋趣味来迭出试探的新锐一代，他们向更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这样的一个代际划分，是从诗本体出发，着眼于因诗人群落的代际差距而带来的审美理想、艺术观念、表现手法等的不同而形成各自独特的诗歌面貌。这种命名，使得在沟通两岸四地的新诗研究上，更加统一。体现了汉语新诗“从对立走向融合，从交叉达到互补，从趋异直至趋同”的内在律动模式。试想，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诗学命名的路子，而不是将新诗在汉语这一语言基础上统一起来，整合起来，怎么可能在跨地域的视野中如此整合各个世代的汉语新诗人并将他们进行如此清晰的代际划分？
汉语新诗学的诗学命意与张力
由以上的理论探讨与汉语新诗实际的总结，我们可以对汉语新诗的诗学命意，在以下两个方面作总结性的探索。这样的探索因“汉语”、“新诗”这两个关键词而体现出丰富的学术张力。
坚持使用“新诗”而不是一般的汉诗或白话诗，实际上是充分考虑到汉语诗歌的现代化转型因素。“新诗”一词早已出现于古代诗人的诗行之中，清末，黄遵宪也己举过“诗界革命”的大旗。包括当时一代文化精英梁启超、夏曾佑、康有为、谭嗣同积极参与的，反对厚古薄今，要求表现“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的“革命”，提倡“我手写我口”，这样的观念直接吁求着新诗的出现。而真正意义上的汉语新诗诞生于启蒙与救亡的“五四”时代，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就参与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包括国家和文化的现代化。中国新诗经历了革命、战争、建国和改革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也包括个人的现代化。而从诗歌的自身的生成发展看，汉语新诗一开始，就是处于古代与近代、中国与西方各种文化观念与美学思潮激烈冲撞的交汇点上。从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开始，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赖以存在的语言基础和它创造的独特的美感形式，从根本上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颠覆。
我们又注意到，如胡适《尝试集》中文白参杂、古典/现代意象斑驳的情况，以及后来的格律诗、象征派的中国古典意象等，都透露着这样的信息：尽管汉语新诗以决绝的姿态断裂文言母体的桎梏，但却因汉语的内在连接性、汉语的语言信仰而形成的文化信仰,从而体现出一种承续性。在90年中，汉语新诗不断冲破传统，学习西方，以现代语言、现代技巧来体现现代意识，又不断反省，有意无意中回望古典诗歌，这一点，尤以台湾现代派诗歌为最，由于从50年代起就面临西方文化和诗歌思潮的影响、冲击，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对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模仿、吸收，和对于民族诗歌传统的追寻、执守，构成持续的对峙、形成一条转化和互补的轨迹。汉语新诗要寻求面对着古典诗歌与西方诗歌的超越，在90年中代际更替迭涌。这种转折或许以断裂的姿态来标榜，实则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而这种延续性仍然体现了对汉语新诗现代化的强烈吁求。如大陆自1989年伊始的有关“断裂”和“pass”的现象，表面上看，“反崇高”、“反意象”、“口语化”等的口号标榜着第三代诗人与朦胧诗的决绝与颠覆，但后来却被普遍看作是包含“诗歌进化”涵义的代际关系。从总体而言，汉语新诗与汉语旧诗，既有承传，又有所断裂；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是部分（因素），而非全部（整体）。无论诗学与诗作，汉语新诗的发展都要求遵循由综合到融合，以融合超越综合的方向。毋庸置疑，汉语新诗90年，体现的是一次次追求中国诗歌现代化转型的曲折的历程指向。
“汉语”概念在新诗诗学领域有利于区域整合与视野重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就空间的分隔而言，汉语新诗因社会政治的转折而分流，五十余年来，台湾、香港和澳门新诗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展开，从而呈现出与中国大陆新诗有所区别的进程和形态。对于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几大政治意义上的新诗版块上的分析和选取，通常所运用的分析研究方法并不统一。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形成了汉语新诗学科的命名和定位上的混乱，同时也为这种混乱，提供了一些凭借，在“中国新文学”、“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的学科名目下，“中国新诗”、“台港澳新诗”、“海外华文新诗”等一系列子学科迫于这种现行秩序，目前只好沿袭。鉴于这种状况，区域整合应该提上日程表，应该大力开展学术整合和理性探索，
汉语新诗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域，都因为深层的语言文化心理结构的相同，与中国五四以来诗歌传统的流脉相承续，表现出内质上的紧密联系。在这种视野观照下，对这所谓的四大版块新诗的区域整合就显得异常重要。我们认为，必须以区域整合与视野重建作为自身诗学建构的一大方向，必须破除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人为藩篱，不仅要注意到两岸四地“和而不同”，“异中有同”的诗创作和诗学理论的互相参照，共同构建汉语新诗的宏观视野；也要深入到各自丰富多彩的诗貌中，探寻汉语新诗的不同态势。只有在这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以比较的视野来整合重建，才能对汉语新诗诗学的发展提供更富有意义的启示。我们提倡汉语新诗整体性视野下的重建，我们认为汉语写作，不应该分出孰重孰轻，如以大陆地区为例，就不应该以一种“自我”的心态看待大陆以外的“他者”，而是应该站在多元共生的视野上，从诗歌本体出发，对汉语诗歌进行审美建构。从这种视野出发，才能在这样重要的文化转型期，认清东西方文化必然交汇发展的前景，而不是保守闭关或者激进偏颇，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来研究、探索汉语新文学发展的历史及其走向，并为其发展提供切实的线索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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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概念始见于朱寿桐：《另起新概念：试说“汉语文学”》，《东南学术》2004年第2期。最近其为“汉语新文学讲堂系列——第二届当代诗学论坛（澳门）暨张默作品研讨会”提交的主题论文又对“汉语新文学”概念作了全面的学术阐述。
《汉语新诗90年名作赏析》（银河出版社2008年5月版）、《汉语新诗90年名篇鉴赏辞典》（台湾卷·银河出版社2008年5月版）
《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饶芃子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朱寿桐,《中生代诗人的群体焦虑与诗性自觉》，《当代诗坛》2007年第47、48期。
吴思敬：《大陆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当代诗坛》2007年第47、48期。
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1861 年，黄遵宪在《杂感》诗中提出“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1896 至 1897 年间，夏曾佑、谭嗣同等尝试创造一种融入外国新名词的新体诗。 {:soso_e163:} {:soso_e160:} {:soso_e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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