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境遇下的当下新诗
多元文化境遇下的当下新诗哑石
●差异性
当下的中国，大众消费和资本运作构成了文化生活场域的经纬；信息高速公路（虽然相对于整个世界，中国互联网只是个预置了充分过滤程序的局域网），为各种文化“褶皱”提供了生发、混形、转化、湮灭的便捷手段；而商业意识形态，一方面软化着集权专制的外在面貌，一方面又合谋其多重暴力，为它制造掩体。在这无形之网中，新诗蜷身于一种前所未有、几乎没有本土诗学参照的文化能量场，且地处偏僻。考虑到历时沉积，当下新诗的处境还要远为特殊、复杂和微妙：新诗几近百年的实践和遭遇，并未被公共文化空间内存为清澈的视力，而是奇特地纠结为诗歌之树腰身上的疖子；更微观然而并非更没破坏欲的，是起点参差错落的个体文学经验能力，以及被劫持的代际经历、伤口。它们杂糅而非融合成了行业内部的焦虑、混乱和几乎绝缘于整体文化空间的所谓“活力”。
事实是，当下新诗作为宏观文化场域的一个子域，因为各种原因（其实颇值得考察，譬如新诗教育的严重滞后，譬如新诗写作现场传播、出版管道的狭窄，又譬如主流文化界由于主体性被劫持，从而造成对新诗文化贡献阐释的“选择性失明”，等等），几乎处于一种孤立的、自我折腾的耗散状态，但整体文化境遇，又对它施加着要求其必须回应的压力，或者，这可以称之为呼唤。如此，就带来了诸多内外相互置疑、微观宏观相互构成与消解的问题：
诗人文化身份建立的必要性，以及身份在变动场域中的悖反。这可用“地域性声音”在新诗中的发生、流变作为分析案例；也可用写作的文化抱负在当下极易滑入尴尬处境这一现象来予以透视；甚至，多年来，“古典”这一议题反复生发出不同意味的状况，在此背景下，也能获得不再拘谨于议题本身的视野。确实，多元文化境遇下的诗人身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显得吊诡。一个基础性事实是，诗人不仅仅是文明的孩子，更多时候、更大程度上也承担了对文明的置疑。文化宰制力的细分及其社会功能化，呼唤着诗人社会身份的非专业属性，但这种“非专业”要对写作有益，又需要更强大的诗歌专业技艺来支撑。
在文学批评无可奈何地“蜕变”为广义文化批评的历史语境中，新诗批评如何建立、维护乃至发展它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在我看来，现代汉语诗性经验和批评并没有形成有效的专业凝聚，现行批评很多时候是自说自话，甚至胡扯，与鲜活的新诗实践没什么关系。或许，对于具有成熟现代性的其他语种诗歌，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当泛文化批评已然取得了它宏观语境中的合法性，新诗批评如何获取它的专业效力和长程“脚力”，其工作难度，绝不会比清理一团“内外交困”的意识乱麻更简单。
多元文化处境中，汉语新诗如何从“现代写作”形态转向“当代写作”？以我之见，这已经不是什么个人期待，或写作的“进化论”调调，而是迫切的、需要投身实践的诗写合法性问题。至于特征充足的当代写作是什么样子，当然不是纯理论和观念所能预先划定，但从多元文化境遇下新诗整体尚未展现出“合理”对话能力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肯定，此一转向已势在必行。有个也许不是特别恰当的横向参照，那就是奥登之后的英语诗歌，已经大大不同于传统现代主义了。我个人觉得，英语诗歌在奥登一代手里，已经完成了一种转型，即从现代写作进入了当代写作。奥登之所以那么难翻译，除了其个人书写特征庞杂多变之外，文化情感层次、细节在翻译拿捏时的复杂、困难，应是与这一转向密切相关的证据。
站在新诗内部的立场上，多元文化境遇要求真正尊重诗人或天然或历史化的个体差异，但这又不是全部。当我们深入挖掘泛文化的个体经验之“自我”时，如何有效地保持住置身于这广大、真实世界的能动的警觉，往往是能折射出斑驳文化光影的考验。内外双向混成和修正的意识博弈中，泛义的精神立场如何具体准确？如何获得它血肉丰满的当下有效性？如何在避开二元对立思维的暴力指涉时，保持住精神批判的锋芒？要回答这些提问，至少有两个维度需要注意：新诗内部的技艺积累和它尚未充分激活的可能空间。
●技艺
多元文化境遇要求重新打量人的主体性愿景，呼唤新诗宏观上的形态转向（现代——当代），但这必须以微观的个人技艺建筑作为前提。因为在今天，诗歌的进展不再可能是纯观念结果，而是与语言材料、经验材料深入搏斗、交流的自我教育和塑型；另一方面，汉语新诗在技艺层面尚未形成对每个写作者而言有效的传统（虽然历时的成果并非稀罕）。所以，当下新诗的技艺考量，就不仅仅是“匠人”层面的纯“制作”问题，更是一个精神感性与语言材料遭遇的问题，换句话说，技艺的精神属性比抽象的精神立场远为可靠。我认为，当我们孤立地谈论精神立场时，就已经远离了诗歌中的精神真实。事实上，从外部观察，近十多年最糟糕、最流毒、最不靠谱的新诗写作和批评都与“错位”的海德格尔所谓存在概念有关，懒惰、狂妄的人借此形塑基本无视真实（人性在当代多元文化境遇中的复杂微妙）的精神迷幻或道德威压，然而，这与新诗写作在本质上实在连半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必须正视一个基本的价值前提：新诗，说到底是白话汉语的一种“艺术”实现！
我理解把技艺理解为新诗写作的从属性问题这一思路。在单纯的“对抗性”文化语境中，技艺确实不适宜作为具有优先权的写作考量——精神与技艺的多重复杂关联，在某种特殊的文化势能下有必要简化成精神对技艺的统辖力，以便于在“底线”上守持住精神经验活动与人的真实关联。然而，当封闭的对抗性语境消失，或者混形、变构于多元文化境遇时，事情就远非简单的类型化策略所能应对了。虽然针对特殊主题或题材，简单的手法可能依然有力甚至必须，但整体上看，材料和材料所沾染、折射的多维复杂意识图像，决不是统统刷上一层“绿漆”就能遮盖，各种文化能量流在事物身上暂时或长久留下的未定型印记，需要更精细、复杂的技艺，才能释放出其鲜活、具体的生命经验；技艺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对经验的塑造，成为经验不可剥离的组织成分。
因此，在当下，我个人主张“新诗的技艺尺度几乎对称着作者全部的精神立场”这个看似荒谬的命题，可以说，其中包含了一个当代诗写者朴素的“职业”伦理，以及多元文化境遇下表面保守实则审慎有力的考量。如果仔细分析新诗的历史性技艺成果（戏剧化，反讽，主体滑动，叙述与伪叙述，碎片集成，悖论化，跨文体……），你会发现这些技艺，无不浸透着文化处境中人性的“应激”心理策略，以及世界与语言的相遇，换句话说，正是在这些技艺中，人性（古老的和丛生的）和真实（世界的和心理的），才获得了新诗中容身的空间；也只有通过技艺，复杂多变世界中的人性希望，才可能模糊地获得语言的挺立、支持。
多元文化境遇考验着诗人的心智，要求着诗人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成熟的情感反应。譬如，粗浅的个人感伤，除了可以作为自我安慰的碎花小手帕之外，你能指望他丰富、更新我们经验世界的能力吗？不能，当然不能。那么，耍耍气质呢？向时代咆哮，或水袖出白领蕾丝……这，看起来似乎要迷人些，可仔细想想，即使把气质耍到极致，难道就真的可以“气吞山河”？不能，当然也不能。甚至，越不成熟的心智，越有可能潜意识里寄望于老天爷面前耍耍气质来博得“青睐”。又或者，强扭着皮影人物的脖子，湖光山色中来一出才子佳人？哦，与其这样，还不如宅在公寓，留着哈喇子，看看日韩动漫，那样还能获得几近于白痴的单纯快乐。是的，我的意思是：多元文化境遇中的汉语诗人，只有老老实实地锤炼技艺，敏锐触觉，才有可能获得通过诗歌发声的能力；如此，才有可能通过语言中经验的细节，与我们的（不是任何其他的！）世界交流，进而为想象力和感受力的“博物馆”，贡献那么一小口新鲜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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