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嘲笑开始，到无聊结束——网络诗歌存在状况的9个局部
从嘲笑开始，到无聊结束——网络诗歌存在状况的9个局部
沈浩波
知识分子写作
如果说1999年的盘峰论争敲响了学院派和知识分子写作的丧钟的话，那么紧接着从2000年开始的网络诗歌的繁荣真正把它们送入了坟墓。在网络上，口语诗歌的生命力、生殖力和贴近肉体现场的能力使故作典雅的知识分子诗歌彻底暴露出苍白的底色，与口语写作的天才辈出，诗如泉涌（这正是网络的激活所带来的）相比，学院派诗人的“三年吟一句”而且还不知“捻断”了多少须，更是完全体现出其“创造力”的低下。在纸媒时代，知识分子诗人赖以遮羞的一切，比如评论家的吹捧、官方刊物的发表、重复出版的虚假繁荣、北大背景、自我文化包装的学术文章等等，在网络面前统统失效，网络需要看到的是有效的文本，需要看到的是真刀真枪的比拼，只要贴一贴，就知有没有。在“网络”的试金石面前，知识分子诗人们孱弱的创造力使他们的自我粉饰显得格外可笑和不合时宜。我认为，这其实正是时代的选择。
口语和口水
有人问道“有一种叫做口语的诗歌吗？”我回答他：没有。因为构成诗歌的语言只能是口语，它的唯一的，而不是一种。
在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口语景象令人恍若回到80年代，学院派和知识分子的诗人们已经被挤到一个狭小逼仄的空间。他们除了到西方文化市场上去乞求宠幸外，已经别无出路。
在当代诗歌写作中，从来就没有一个书面语写作和口语写作的区别，如果说有的话，也只是殖民化的西方翻译语体和生长在本民族自身生活场景和身体范围内的口语之间的区别。
语言（当然是口语），作为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主要标志，在这样一个一切都将被全球化，被控制，被垄断，被复制的时代，只有在日常行为和文学写作中才能得以保持它的生命力和尊严。用口语写作，意味着我们使用的是与我们的生活契合，与我们的身体姿态相符的语言。只有口语，才能使诗歌保持与我们的生命形态相一致的触觉、嗅觉、声音、味道；只有口语，才能使诗歌与身体保持和谐的共生的关系；只有口语，才能使源自身体的个人气质与性情也同样成为诗歌的气质与性情，你才敢说，你写的是具备个人品质的独立的诗歌，你才敢说，你是一个诗人，你是这个世界的核心。
而与此相反，所谓的书面语则一直是用做统治、改造和阶级斗争工具的语言，在当下的诗歌写作中，更是成为强势的西方文化的新殖民工具，那些学院和书斋里的“诗人”们，正是在用这种毫无人性和世俗情感的语言精心营造着毫无个人气质可言的所谓“典范诗歌”。最近的迹象显示，他们中的部分“诗人”，为了证明自己也会使用口语，开始悄悄地写一些口语诗，殊不知，口语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乃是一把双刃剑，它天生附着在真正的诗人身上，而又天生地排斥那些“伪诗人”，像西渡、孙文波、王家新之类，竟能把口语诗写得如他们的翻译语体般毫无血色，毫无智慧、毫无品质，也真是一种能力了。
在网上，一些诗人声称要反对“口水”诗，我不知道什么叫“口水”诗，因为语言和口水一样，都天然是身体的一部分，在口语的诗歌当中，拌杂些唾沫星子，也不失为更接近常态的一种身体润滑。我只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也写诗的人是天然没有使用口语的能力的，如果他们把口语全部变成了唾沫星子，那与口语无损，只与他们自己的能力有关。
文化和反文化
“诗歌是一种反文化”，这一点，在日益繁荣的网络诗坛，尤其是在“诗江湖”、“唐”、“橡皮”、“不解”等重要的诗歌网站，几乎已经成为写作者们的一种常识，而不是姿态和目的。强调身体的写作者、强调语言的写作者、强调日常生活的写作者也正是在这三个向度上保持着与“文化”的对决，他们强调的是“创造”，是“发现”，是个人身体的尊严，是语言的纯粹与变化，是日常生活的悲剧本质，而不是依靠传统的文化强势和传统的诗意氛围来感动、教化或与意识形态对抗。
但在这种泥沙俱下的“反文化”形态中，在“诗人”和“文盲”出现在共同的网络平台上之时，我们又必须强调起“文化”的重要性来，这与上文所说的“反文化”并不冲突，这里所说的文化更多的是指一种“文化能力”——一种作为能力的，理解世界的能力和认识世界的能力的文化。在我看来，优秀的诗人必须是能够给这个时代的诗歌增添一种独特的个人品质的诗人，而伟大的诗人则更是要在此基础上具备对“世界”深刻认识的诗人，简而言之，就是有自己完整的、独立的而又先进的“世界观”的诗人。而这种个人品质、这种对世界的认识正是建立在“文化能力”的基础之上。
更多的诗歌写作者，包括那些言必提“文化”的家伙，则根本不具备这一起码的能力，他们其实只是一群“新文盲”而已。现在的局面正是如此滑稽，一群“文盲”以为自己也在“反文化”，另一群“文盲”则在装出一副誓死捍卫文化尊严的姿态。我想在这里澄清的，正是“文盲”和“诗人”的区别，以及“文化”和“反文化”的关系。
下半身
网络的快速传播成全了“下半身”这一诗歌群体，也可以说，“下半身”应运而生地出现在这一时期，它甚至没有给网络诗歌留下一点形成真空的时间。“下半身”是一种品质，是“下”的品质和“身”的品质。所谓“下”，指的是“向下”、“形而下”，朵渔说“一切使重力向下”，我说“诗歌在下面”；所谓“身”，指的是“身体”、“肉体”、“肉体”的“我”。“从肉体开始到肉体结束”，或者说“诗歌就是‘我’”。
“下半身”这一命名使其注定会站在风暴的中心，成为愤怒口水的靶子，成为媒体话语误读的首选。最近出版的《新周刊》杂志的封面专题即为“下半身批判”，而诗歌中的“下半身”也被该刊物列入了他们撰写的“下半身简史”。在社会传媒话语的强势误读面前，“下半身”在诗歌写作中的严肃性被完全消解，与此相比，网络上从未消停的愤怒攻击反而显得亲切得多，毕竟，愤怒来源于被伤害，来源于美学的刺激。而传媒的“列入”，则意味着即使是刺猬，也可以被当作柿子捡入随时准备好的竹筐中。
有和无
在一段时间当中，一大批在网上开始他们诗歌道路的年轻写作者都受到了两种诗潮的深刻影响，他们也是这两种诗潮的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最深刻的怀疑者，他们支持，是因为他们年轻，他们能够接受也渴望接受更为先锋和更为生机勃勃的诗潮，他们怀疑，也是因为他们年轻，他们有着怀疑的本能。这两种诗潮正是“下半身”写作和“非非主义”（或者用更新的名词，就是“废话”主义）。
一个是新世纪引发最大争议的诗歌主张，一个是在80年代就已经出现并且是当时最为迷人的诗歌理论，“下半身”和“非非”在网络平台上的此番遭遇显得饶有趣味。我认为，这是当下诗歌写作中值得重视的一个诗歌现象。
曾经有一个网络诗人如此总结道——“下半身”是一种“有”，而“非非”是一种“无”。我觉得他的总结一语中的。“下半身”与“非非”，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下诗歌写作的两极——“身体”的“有”和“语言”的“无”，“在场”的“有”和“出神”的“无”，“存在”的“有”和“取消”的“无”，强调“有我之境”的“有”和强调“无我之境”的“无”。
我曾经和“非非”的代表诗人杨黎有过一次深刻的对谈，杨黎说“诗是无用的”，而我说“水至清则无鱼”。
无论是“下半身”还是“非非”，在带给年轻的写作者营养的同时，也毫无疑问地起到了同样恶劣的负面作用，因“下半身”而带来的“荷尔蒙写作”式的肉体暴力狂欢和“好勇斗狠”的写作风气就是例证。而“非非”在迷人外衣下的纯诗写作倾向也许会导致另一种“乌托邦”，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我认为任何“乌托邦”都是虚假的，不诚实的。而一大批平庸的写作者更是用“非非”和“废话”作为挡箭牌，简单地复制着一批又一批没有破绽也没有生气的所谓“诗歌”，他们还自以为掌握了诗歌的秘密。
速度（快和慢）
网络上的诗歌写作呈现出一种“加速度”的态势，这种“加速度”体现在三个方面，成长的速度、写作的速度和诗歌语言的内在速度。一批在2000年和2001年才开始来到诗江湖、橡皮、不解等网站的年轻写作者在写作时间很短的情况下就写出了很多不错的作品，这在以往的手写时期是很难想象的，沟通和反馈的快速，营养的迅速汲取使他们加速度地成长，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这样的狂欢氛围中以惊人的速度写出了数量惊人的诗歌。我能马上想到就有巫女琴丝、中指、恶鸟、花枪、晶晶、木桦、张肆、牛慧祥、鲍栋、新鲜虫子、大高、欧亚、春树、土豆、篱笆、子弹、水晶珠链、辛欣、李傻傻等一长串的名字。这种成长的速度固然可以说是网络对于诗歌的贡献，但同时也埋下了深刻的隐患。我注意到，这批诗人在写作到一定程度之后，几乎都出现了后继乏力的现象，无法突破和越写越单调的状况深深地困扰着他们。这已经不仅仅是正常的“成长的烦恼”了，而是加速度写作所带来的恶果正在呈现，简单地说，就是“太快”和“缺钙”。
如果这批诗人能够耐心地去阅读这样一些不上网的前辈诗人如于坚、柏桦、孟浪、李亚伟、吕德安、王寅、贾薇等留下的优秀作品的话，他们会发现，自己缺了“文化”的钙，缺了个人气质的“钙”，同时，他们更应该发现，在很多前辈诗人那里——诗歌的内在语言速度不是快的，而是慢的。即便是一些经常上网的资深诗人，比如徐江、岩鹰、朵渔，他们的诗歌中都体现出一种忍耐力极强的“慢”来。所以，对于很多网络上的诗歌写作者来说，需要学会让自己“慢”下来，让自己更有忍耐力。手写时期的诗人们大都有过在黑暗中独自写作的孤独时期，而网络诗人则没有这笔黑暗中独自摸索的财富，这对他们来说，是极为危险的。
尹丽川
我认为尹丽川是网络诗歌时期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在诗江湖上，其诗歌的点击率和跟贴数令其他诗人望层莫及。“尹丽川”这个名字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是明亮的诗歌天才和全新的女性诗歌意识。其诗歌写作上的轻松、率性而又锋芒毕露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网络诗歌的方向，而其开放的女性意识使其与翟永明、贾薇一样，成为不同时期女性诗歌的标志。与尹丽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个活跃在“诗江湖”上的女诗人“巫昂”，同为“下半身”诗歌群体的代表人物，同样浓厚的女性意识，巫昂却和尹丽川指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尹丽川是向外的、辐射的、明亮的甚至是呼喊的，而巫昂却是向内的、收紧的、阴暗的甚至是自言自语的，巫昂说：我是肥大的，也是易碎的。巫昂对潜藏在女性身体中的悲剧和黑暗有着深刻的挖掘，她代表了这个时代女性诗歌的另外一极。
论争和“搞”
从2000年到现在，发生在网络上的大大小小的论争一直不绝于耳，大规模的论战就发生了好几起，诗江湖、唐和橡皮等网站一度成为硝烟弥漫的战场。网络上的论战导致朋友反目、同志成仇的事例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无论是牵涉极多的“沈韩之争”，还是发生在于坚、韩东、杨黎、何小竹等老朋友之间的唇枪舌剑，无论是徐江与韩东、杨黎，还是我与伊沙，无一不是从一触即发开始，到反目成仇、互相伤害结束。这样的论争频繁发生，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诗人好斗，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性情，另一方面也是由网络上过于迅速和直接的反应所致。
伊沙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全面地描绘了这几次论战，令他感到失望的是，这几次论战，没有一次真正涉及到诗歌写作的内部问题。在写到发生在我和他之间的那段“论战”时，他用了一个“搞”字，在他看来，我在“搞”完韩东后，早就准备呀“搞”他伊沙了，后来终于抓着一次不是机会的机会“搞”了他，而他理所当然地出来应战，于是便产生了那场“论战”。
正如伊沙所说，这几场论战没有一次真正涉及到诗歌写作的内部问题，那么，这是不是就说明了这些论战就是互相“搞”来“搞”去呢？是韩东要搞沈浩波，还是沈浩波要搞韩东？是于坚要搞韩东，还是韩东要搞于坚？是沈浩波要搞伊沙，还是伊沙要搞沈浩波？事情是被“搞”复杂了，还是“搞”简单了？
我以为，是被“搞”复杂了，因为这几场论战从动机上来说更本没有上升到“搞”的高度。韩东在《作家》上撰文骂我，是因为我在衡山诗会上否定了他近年来的诗歌创作，我在网上叫骂韩东，是因为他在《作家》上骂了我；于坚发帖子给伊沙讥讽韩东，是因为韩东写文章讥讽了他，韩东写文章讥讽于坚是因为他看不惯于坚给王强的诗歌写文章赞美；韩东骂徐江是因为徐江发贴给杨黎时言语中有戏弄之意，徐江那么做则是因为心有积怨而又一时兴起；同样的道理，我发贴批评伊沙的一段表态以及一些做法，纯粹是因为对他当时的一些言论很有意见！网络的即时效应总是会使个性强烈的诗人们以最快的速度对其他人的言行作出反应，然后被指责或被骂的诗人又会以最快的速度作出“对方要搞我”的判断，然后论争就不可避免了。说到底，所有这些，都是除了体现性情外别无他用的无聊的“意气之争”。
一个诗人如果想“搞”另一个“诗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搞”他的诗，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可“搞”的呢？你又能“搞”什么呢？你又怎么会认为别人是在“搞”你呢？会有人一方面肯定你的诗歌而另一方面又要“搞”你吗？
说这么多，仅仅是为了回答一下伊沙关于“搞”的说法。至于论争本身，其实不提也罢，而友谊的脆弱和起码的信任能力的丧失，更是令人不想提及。
来源：网络 :handshake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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