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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的诗歌民刊
刘波
一
《今天》杂志相对于当下的民刊来说,已经成为了一个辉煌的传统。中国当代先锋诗歌,因为《今天》而有了30余年深具现代意识的发展历程。在《今天》之后,《他们》、《非非》、《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倾向》等民刊,随着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兴起而出场,其所走之路都不外乎《今天》的模式:几个有着共同诗歌理想的青年,自费编制一份刊物,一方面解决发表的难题,一方面与主流诗坛保持距离。由单一的同仁化、小圈子化行为,逐渐转向更具宽容性和承载力,吸纳全国的优秀诗人诗作;其影响从地区扩展到全国乃至世界范围,这些民刊靠的是一种坚守艺术至上的担当和独立自由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民刊得以在30年发展中长盛不衰且历久弥坚。
民刊因其不需要严格的出版审查,因此在诗歌的艺术性与自由度上能保持一份独立精神。20世纪80和90年代初中期,民刊的创办与发展达到了高潮,它们所创造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发展历程。所以学术界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中国当代先锋诗歌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部民刊史。任何研究者要撰写当代诗歌史,都绕不开北岛主编的《今天》、韩东主编的《他们》、周伦佑主编的《非非》、贝岭主编的《倾向》等有影响的几本民刊,这是不争的事实。民刊的传统已深入人心,无可替代。它虽是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却影响了几代人的诗歌写作。
从民刊中走出的诗人,大都是中国当代先锋诗歌思潮的领军人物,这一现象从朦胧诗时代就已开始。一些在新世纪仍然活跃的诗人主编、编辑,造就一份有影响的民刊,这已成为当代先锋诗坛上一道独特的景观,像北岛、顾城之于《今天》(北京),严力之于《一行》(美国),默默、京不特之于《撒娇》(上海),郁郁之于《大陆》(上海),晓音之于《女子诗报》(广东茂名),蔡天新之于《阿波利奈尔》(杭州),梁晓明、耿占春之于《北回归线》(杭州),张曙光、桑克之于《剃须刀》(哈尔滨),孙文波之于《小杂志》(北京),简单之于《外省》(河南),任意好之于《赶路》(广东佛山),人与之于《审视》(云南),发星之于《独立》(四川),杨勇、杨拓之于《东北亚》(哈尔滨),小引之于《或者》(武汉),森子之于《陈地》(河南),范倍之于《终点》(四川),非亚之于《自行车》(广西),蒋浩、冷霜之于《偏移》(北京),周瓒之于《翼》(北京),李少君等之于《海拔》(海南),赵卫峰之于《诗歌杂志》(贵州),刘春之于《扬子鳄》,任知之于《个》(天津)等。在大量的民刊中,真正优秀的,办得有特色的,并不多,而且很多都是昙花一现,如过眼云烟般消失于诗坛,此后再也无人提起。这样的民刊,占据了自《今天》以来民刊的大多数,虽然它们承担了一个时期或一个地区诗歌传播的任务,但它们却留不下自己的传统,最后也丢失了自己的历史。
民刊作为诗歌传播的一条重要途径,它在上个世纪后30年先锋诗人发表受阻或受限的时代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在新世纪的网络时代,诗人们的发表问题已由互联网论坛和博客解决。既然这样,为何民刊还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在此,有一个问题也不得不提出来:网络时代,民刊的存在何以成立?是民刊精神的存在,还是民刊本身作为诗歌传统的一部分,已经成为诗歌传播不可忽视的精神源流?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这样一个网络社会的大背景下必须要面对的。
二
当下各地创办的民刊,极少有越出圈子之外的,因其明显的地域性缺陷,所以很难保证诗歌作品能在艺术水准上整齐划一,其诗歌质量总是参差不一,良莠不齐。像1990年代的一些民刊,大多可被归入这一类,如阿吾主编的《尺度》,何拜伦等主编的《过渡》,刘漫流、孟浪等主编的《现代汉诗》,沈浩波主编的《朋友们》,陶春等主编的《存在诗刊》等,终因圈子化、同仁化及其他诸多原因,最终不得不停刊。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如何将民刊办得富有冲击力,则成为令许多诗人困惑的话题。民刊的创办者,大都是对诗歌怀有一份狂热情怀的诗人,他们的视野开阔与否、艺术眼光独到与否,就决定了民刊的品质。比如2000年由沈浩波等人创办的《下半身》,就可当作一个分析民刊的绝好范例。《下半身》作为一本具有鲜明立场的民刊,集合了世纪初一批年轻力量,如尹丽川、巫昂、朵渔、李红旗、盛兴等70后诗人,他们大都有着相同的艺术取向:身体写作,富有锐利感和批判性,开创了一个时代的先锋诗歌美学。甚至可以这样说,《下半身》就是出现在网络时代的一个民刊异数,它是与网络一起成长的。虽然后来因为“下半身”团体的分流,《下半身》民刊也消失于诗坛,但它成为了先锋诗坛上一个特殊的标本。后来符马活创办的《诗江湖》民刊,虽然对《下半身》有所延续和传承,但已不如原来那样具有轰动效应,或许这才是诗歌回归到了它本真的状态。
《下半身》与《诗江湖》作为两本具有前后关联性的民刊,如今又归入到了网络“诗江湖”论坛,形成了一股合流。由民刊到网络,再由网络到民刊,最后还是回归到了网络,如此循环往复,其实就是对这样一个时代的诗歌见证。《下半身》与《诗江湖》虽然没有继续办下去,但它们遇到了一个幸运的时代,互联网成就了它们。《诗江湖》由纸刊向网刊和论坛的转变,也再次证明了网络力量的不可低估,这也是热衷于编民刊的沈浩波后来为什么放弃民刊,而转向在网络上交流诗歌的重要原因。后来,沈浩波对自己在网络时代不再办民刊作出过如此解释:“想干就干,想不干就不干,很自由。”
虽然网络时代对诗歌民刊的冲击非常大,但仍然有不少诗人坚守着这块阵地,《诗参考》主编中岛就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无论时代如何前进,他都会把民刊好好办下去,刊物的终结就是他的终结,他的终结才会是刊物的终结(1)。民刊在固守独立精神的同时,也要随着时代的流变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才是当下的民刊在网络时代能坚持下去的前提。黄礼孩对此有自己的主张:“我做的刊物跟官方不大一样——我做的一般是那种政府做不了的,我一般做选题……我一直以来都尽可能做一些其他刊物做不了的事情,这样会好一些。如果我也同样去发小说、发诗歌,那它意义就不大,因为大家都可以做到。”(2)“大家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体现不出主编的独具匠心和刊物的鲜明特点,而怎样做到容量丰富而又令人耳目一新,能在众多的同类型刊物中脱颖而出,才是网络时代的民刊理想的出路。
三
在网络时代的民刊阵营中,不得不提到一些极富特色和有持续性影响的刊物,如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朵渔主编的《诗歌现场》、中岛主编《诗参考》、徐江主编的《葵》等,他们不仅崇尚一种独立自由的诗歌精神,而且自己也全身心地投入到民刊的编选工作里。尤其像黄礼孩、中岛两人,说他们视《诗歌与人》和《诗参考》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也不为过。
不仅诗歌写作需要一种至高的理想主义气质,而且创办与坚守一份民刊,更需要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尤其是在世俗功利化的今天,消费社会的诱惑让每一个渴望生活得更好的人,很难做出影响自己生活的物质利益的牺牲,去成就一番精神的事业。像主编《葵》已近20年的徐江就曾感慨:“理想之高远,存活之困窘,两者的天地差异,从来都是诗歌民刊所要直接面对的。”但即便如此艰难,这些民刊的主编们,都义无反顾地以对诗歌的虔诚,去做一项在很多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
中岛从在哈尔滨时就开始编《诗参考》报纸,后来将报纸改成大开本刊物,《诗参考》每期都达400页,这对于有时连生活保障都没有的中岛来说,的确是出于一种内心的狂热爱好;徐江在天津,辞掉了工作,以写文化批评专栏谋生,他同样持续性地编着《葵》,让诗歌精神得以流传。《诗参考》和《葵》大都集合着伊沙、侯马、宋晓贤、沈浩波、南人等一批具有口语化风格的诗人,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这样的民刊编选风格,符合中岛与徐江的性格,且带着他们独特的个人印迹。
黄礼孩作为当下民刊创办者的主力,他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用业余时间一边写着诗歌和专栏,一边还编着几份民刊,几欲将广东打造成中国诗歌民刊的重镇。他主编的《诗歌与人》,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20多期了,每一期都是大专题,“诗歌界总有一些被疏漏的地方,我想用发现的眼光,去寻找那些被遮蔽的诗人群体。”对于自己策划的这些诗歌专题,黄礼孩如是说。想法归想法,但实践才是硬道理:或推出活跃的先锋女诗人专题,或推出中间代诗人,或几次推出70后诗人,或推出一些优秀诗人专辑,如彭燕郊、张曙光、蓝蓝、朵渔等,或关注诗歌与时代的关系,如在2008年连续推出了一本《5·12汶川地震诗歌专号》和一本《5·12汶川地震诗歌反思与研究》,或持续关注中国新诗90周年,并花两年时间编选了一本《中国新诗90年序跋选集》,这些策划都堪称大手笔。他不仅关注中国当下的诗人,而且也关注国外的诗人,如俄罗斯女诗人和葡萄牙诗人安德拉德,并为他们出过两本专辑。黄礼孩将《今天》以来的民刊传统发挥到了极致:他不仅编选民刊内容,而且自己设计、制作,将每一本《诗歌与人》都打造成了具有正规出版物规格甚至超越正规出版物的精品。正像黄礼孩自己所说的一样:“我是个内心有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人。虽然没有人要求我这么做,但《诗歌与人》传达的是我个人对世界的一种真情、想像。十年过去,看着厚厚的一堆书,我会觉得心安理得。”(3)这是一位诗歌民刊主编的真实心声,他看到的是实物,体验到的是精神的愉悦。
在黄礼孩主编《诗歌与人》之后的2006年,互联网已经非常发达,诗歌网站和论坛也已经相当丰富了,诗人们发表作品的平台也大都转移到了网络上,朵渔开始主编民刊《诗歌现场》。虽然到目前为止,《诗歌现场》才出版了五期(一年两期),但是已经在诗坛形成了有力的影响。在网络如此发达的时代,何以一本纸质民刊能引起诸多人的关注?因为《诗歌现场》没有圈子化色彩,选用年轻诗人的探索性作品,关注成名诗人的持续性写作,发表诗人们观点鲜明的诗论和评论家富有建设性的评论文章,追求一种民间立场和自由精神。在民刊内容方面,朵渔采取的是宁缺毋滥的编选原则,对所选作品,都是精益求精。更重要的是,朵渔在编辑《诗歌现场》的过程中,也时刻自省,比如他把这本民刊的“口号”由“为了一代人的不再沉沦”改为“面向今天的写作”,就是一种反思的体现。
四
当互联网日益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源后,很多民刊都顺应时代发展,而转型成了依附于网络的网刊。这一方面是因为资金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民刊出版周期不固定而导致不能迅速产生的影响,而最终办不下去了。一些民刊或因压力夭折,或因其他原因寿终正寝,更多的则是受消费社会和网络时代的冲击,而放弃了一份坚守。那些留存下来和即将要创办的新民刊,他们同样面临着抉择,独特的眼光,高水准的艺术鉴赏力,能驾驭编辑和出版统筹的能力,这些素质都决定着民刊的走向,否则,就只能是半途而废。
民刊所处的网络时代,是美好的,也是残忍的。它可以容纳优秀的诗歌理想主义坚守者,也淘汰极端小圈子化的图名谋利者。至少那些还在出版或即将创办的民刊,我们完全可以将它们看作是对诗歌理想的一份承担,至于它们的命运如何,我也不好妄加猜测,但办刊者如没有独立的品格,民刊很难有持续性的生命力。很多民刊的出现,可能就是一个或几个诗人一时冲动的结果,等到那股兴趣和狂热消失之后,民刊消失得也异常迅速。所以,民刊能否持续性出版,也是对创办者们耐力和韧性的考验。
还有一点就是,在诗歌艺术日益多元化的今天,读者的阅读口味也变得越来越挑剔,民刊除了要保证所选诗歌的质量之外,还有更多需要考虑的因素,比如大到整体包装、设计印刷,小到内文排版、用纸质量,这些都成为网络时代考量民刊的标准。如今,那些装帧简陋的民刊,得不到读者的青睐,这是当下书籍装帧太精美让读者眼光太高的缘故。因此,现在编民刊需要的不仅是一份勇气和胆识,更要有一种协调诗歌之外的事情的能力。
是受互联网冲击,与网络相抗衡,还是与互联网合流,以形成另一股民刊网络化的潮流?这些都是民刊所遭遇的困境。现在,官刊与民刊的合作,逐渐成为当下先锋诗歌生存的策略:官刊为民刊的传播做宣传,让它们从“地下”走到“地上”,这对于民刊来说是一种外力的促动,而对于官刊来说,也是其办好刊物的出路和契机。尤其是在诗歌并不怎么景气的今天,官刊和民刊同样处在一种夹缝里求生存的困境中,没有大资金的投入,没有政府的扶持,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支撑刊物的出版运营,官刊和民刊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民刊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了刊号,或以书代刊,让具有民刊精神的诗刊得以顺利进入流通和销售渠道,这种转型,一方面让人觉得民刊丧失了独立精神,另一方面也让其他民刊处于尴尬的困境,这一点也让很多人开始质疑民刊的意义,而这种质疑也不无道理。
当然,即使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时代,一些报刊都逐渐取消了纸刊,无条件地在向电子刊物转型,这是时代的必然。即便如此,我们的民刊仍有不少在坚持,在继续,甚至还有新民刊正在酝酿准备出笼。它们在网络时代的命运,又将如何?不得而知。有诗歌在,就有民刊在,这是否是中国先锋诗坛的定律?民刊是否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全面电子化而终结?这是需要我们持续关注的问题,它们提醒和昭示着中国当下和未来先锋诗歌的又一段征程。
注释:
(1)粲然《民刊的2003》,载《新闻周刊》2003年第19期。
(2)杨庆祥等整理《第七届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纪要》,载《南方文坛》2009年第1期。
(3)转引自金莹《“诗歌义工”黄礼孩》,载《文学报》2009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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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6 07: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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